自從1978年之後，具有私營產業色彩的農村大包乾，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大幕，社會主義清一色的攻的概念，首先從農村突破。
“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句話廣為流傳，點燃了人們心中壓抑已久的創造財富的熱情。
以至於在其後的十幾年裡，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開始如同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而段雲本人，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偶像和傳奇。
但實際上，一直到90年代，政策依然明暗不定，但不可否認的是，到20世紀90年代末，改革開放20年，中國各階層都迅速積累起來與自己社會資源相匹配的私有財產，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本質上不僅僅是富人的事，他與每個公民切身相關。
而中國的民營企業主經過多年發展，也已形成了自己的階層，學者將之命名為新富階層。
而目前全國工商聯的會員，基本上都屬於這個“新富階層”，他們對於自身財產的保護，相比於其他階層的人來說，要更為迫切的多。
而對於這些新富階層來說，有些記憶是讓他們難以抹去的，80年代的溫州八大王事件，讓很多溫州本地的老板心有餘悸，以至於一些先富裕起來的私營老板開始想儘辦法，紛紛把財產轉移到國外。
在這次BJ之行中，段雲就曾經聽一個從事眼鏡行業的民營企業老板說，他家最近這10年來一直在做財產轉移，而財產轉移大多是以投資或供子女留學為名，在海外購置房產或直接儲蓄，消費，究其原因，不外乎一點，那就是對自己財產缺乏安全感。
其實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溫州，在全國範圍內，幾乎所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許多民營企業家都早早做好了資產轉移的準備。
在這些民營企業家的口袋裡，時刻準備一本甚至多本護照，“如果上午政策變了，下午我就走”。
這種現象在民間被稱為“開天窗”。
據統計，當時中國外逃資本每年高達百億元人民幣，絕大多數來自民營企業主，他們有的花重金購買他國護照，搖身一變，以外資的形式返回國內，一來一去，損耗的成本無法估量。
除了資本轉移之外，因為缺乏對政策的信心，民營企業家小富即安，對投資擴大再生產缺少熱情，熱衷於買房買車高消費。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在一種痛苦和荒誕中度過，花天酒地，想方設法把錢糟蹋完，“包二奶”也開始在那時出現了，包括段雲認識的很多民營企業家，他們或多或少都存在這種情況，當本性難以壓抑欲望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道德敗壞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