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尚書當中也有舜在受堯禪讓之前，曾經“販於頓丘，就時負夏”的語句。在西周時，由於實行“工商食官”的製度，統治者也不必實行抑商、賤商的政策。時至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地主階級尚未完全確立其統治地位，此時甚至出現了中國古代商人的黃金時期。
如齊桓公起用商賈出身的管仲為相，整頓國政。
又如範蠡、子貢、猗頓、白圭等等。
還有呂不韋。
雖然春秋戰國時期的格式法律條文因為戰火的原因並沒有多少流傳下來，但是從這些大商人的地位來看，在春秋戰國時期，商人的地位並不卑下，並享有廣泛的權利。
孔子的子貢也是個大商人，可以說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立儒家，子貢出了大力氣。“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但是後來，商人的地位便逐漸的走低。
田氏和呂不韋的鍋？
也許。
商人在漢代低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程度呢？
秦簡之中有一條律文叫做《魏奔命律》：“……口告將軍：假門、逆旅、贅婿、後父，或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勿鼠。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湮豪……”
這條律令是把不務耕種和不治室屋的商賈客旅、贅婿等發配充軍，根據這個法律規定，商人、客旅、贅婿、後父就成為沒有完全人身權利的人。這種歧視商人的法律延續到秦漢，以致於影響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
秦始皇把商人視為罪人，發配到邊郡作戍卒。
西漢初年定立“七科謫”法律。剝奪七種人的部分人身權利，國家隨時可以把他們發配充軍，這七種人之中，商人排名第四。
是不是曆代的王朝之中都沒有聰明人，都看不清楚商人的作用呢？
斐潛搖了搖頭，從他到了漢代之後，就發現其實古人的智慧並不差，甚至在一些範圍之內超過了後世的人，因此，抑製商人的政策，並非一時糊塗，而應該是還有更為深沉的原因。
斐潛覺得，除卻呂不韋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中原華夏采用的小農經濟的封建體係製度和大地主階級形成的上層建築，和商人之間自由經濟體係的天然對立關係的原因。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現在斐潛是整個征西集團的領導者，而整個華夏又似乎在重現當時春秋戰國時期各地諸侯割據紛爭的情況，所以可以互通有無的商人地位又重新被提升了起來，因為各地諸侯地理範圍總是有限的，有些物資不可能本地產出，必然要經過商人的貿易。
斐潛下轄的這些商隊能夠得到各地諸侯的默許，在其領地之類交易買賣，其中固然有斐潛這個征西將軍麵子上的一部分因素，但是更多的是這些諸侯他們也希望通過商隊獲取他們想要的那些物資。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沒人提出什麼抑製商人的政策。
但是一旦從分裂回歸了統一，大地主統治階級就必然希望天下人都被約束在土地上，子子孫孫為了土地付出，然後用戶籍限製人口的流動，從中獲取一代又一代人上繳的各種賦稅……
那麼各朝各代，持續的推動重農抑商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商人，尤其是對其前身曾是農民的中小商人以這樣或那樣的限製，貶低其社會地位，其用意正是為了“驅民而歸畝”，同時遏製商人與國家爭利，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在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漢儒融合了戰國時期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也認為隻有農業才能生產財富，這種思維一直持續直至到了偏安一隅的宋代才有所放鬆，但是宋代的地理環境，也可以看成是春秋戰國的一個四國或是多國版本……
商人帶動了商品流動，促進了地域溝通，同時也想白石羌一樣，會間接的發展道路網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科技的進步，因為新奇的東西利潤肯定更高一些。
但是要怎樣才能讓商人的地位不高不低，不至於在統一之後再度的陷入矯枉過正的境地呢？
斐潛忽然覺得這個問題有些陷入了死循環。
封建王朝，隻要是大統一，地主階級必然抬頭，那麼上升的地主階級自然就會打壓一切破壞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小農體係的敵人，然後社會就逐漸進入一潭死水的狀態，沉寂當中累計著矛盾，等待下一輪的爆發出來……
有沒有什麼可以借鑒的方法來改變這樣的局麵呢？
分權？
不，華夏人，嚴格說起來是人類的通性，但凡是分權的，一定牽扯到無時不在的內部消耗，集權的雖然也有，但是相對少一些。
斐潛閉上了眼，儘可能的回想自己看過或是聽過，搜尋存留在腦海當中的記憶，發現似乎有一條路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