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實功的準備工作還算簡單,好在年後不久,京師及近畿尚存諸多鞭炮,被總醫官以皇帝發內庫銀征用,另有北洋工業區的胰子、醫服、硫磺粉、頭巾、口罩等物,皆聽令製取,一應價格朝廷照給,讓萬曆皇帝落得一番好名聲。
萬曆確實對瘟疫非常上心,不但下詔取太倉銀,發東廠宦官至通州,非但百姓瞧病的診金免了,還給每個患者發銀六分、錢二百,以資日常用度;另外還一麵用蜂窩煤稅的部分減免來換取煤商大戶對通州的炭火支援,一麵使宦官攜內庫銀奔赴各地采辦物資。
更關鍵的糧,但凡遇到什麼大災大難,糧食永遠是個大問題。
達官貴人有良好的衛生條件,彆管刷牙洗臉的護發護膚還是沐浴泡澡的澡豆胰子,他們有足夠的財力想用多少就能用多少;而尋常百姓卻不一樣,他們有限的財力一要滿足口腹二要顧住冷暖,衛生上普遍相對顯貴之輩要稍差一些。
最容易遭受感染的,恰恰是糧食與基本物資的生產者們。
這個趨勢被萬曆發現後,當即做出一項決定——今年南洋軍府海運至北洋的四百六十萬石米糧,不進京師,統統調至漕運衙門,如定海神針般壓在通州救濟荒年。
浮動的人心幾乎在頃刻間穩住了。
如此決策幾無先例,並非以前的人不想,而是實在沒有這份能力,四百六十萬石大米接近帝國一年賦稅收入的兩成,能養活六成九邊將士,下這份決心對帝國天子絕非輕易,何況以前的帝王沒有這份收入,又從何來下決定呢?
隻有萬曆,帝國在他執掌的時代不但有這份持續的額外收入,還有轉封宗藩帶來的祿米減少,錢糧在他的時代才是真正可以用作進攻的精銳之師,而非隻能守備的地方軍。
換句話說,隆慶爺就是整天什麼都不吃,隆慶時代的大明帝國依然年年赤字,萬曆就算天天胡吃海塞每年花掉二百萬兩,不論他拿這個錢去乾什麼,他就算在紫禁城拿銀子融一大堆小萬曆陪他玩,也依然是明君,因為他的花銷不會讓帝國支出捉襟見肘,更不會影響帝國正常運行。
而得到這一雄厚財力支援的總醫官陳實功的切身感受,自然是無往不利。
宏觀大環境極好的條件下,個人能力哪怕不那麼突出,隻要沒到非常拖後腿的程度,往往都能把事情辦好。
反過來也是一樣,大明崩潰之時,再多忠臣良將勉力支撐,總兵官侯世祿就是個例子,他帶五千兵馬從宣府趕去保衛北京,年末十一月份發了年初正月的軍餉,帶兵到薊州,一路上兩個縣都不管飯,主將袁崇煥嫌他的兵老弱疲憊,薊州城都沒讓進,更不讓過夜,過夜第二天就得管他們飯,所以扣下炮兵與火炮打發他去彆的地方;失去重火力的侯世祿到通州城,通州也不讓他進城,留了兩千人守通州,因為他的兵餓呀,路上餓三天了,這幫人又饑餓又沒主將率領,就劫掠一把;而侯總兵又在從通州去順義的路上被穿遼人兵甲酒足飯飽的後金軍隊攆上……天兵天將也得完蛋。
好不容易帶殘兵進了北京城,又打敗了仗,腦子被敲了一棒子,逃回山西養傷,回去還被人彈劾說他劫掠銀車一萬三千七百兩,因勤王積極才免死罷官。
最尷尬的是,那一萬三千兩白銀是女真將領哈寧阿劫的。
整場戰役跟他自己是否庸碌、才能高低基本沒太大關係,大環境就是軍隊欠餉一年、主將指揮無方、後勤補給不利、地方官員歧視,失去有效配合多路軍隊聯合作戰就是一場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