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洪波驚喜的發現，眼前這個年輕人比他想象中更加優秀。他們討論的話題，漸漸從企業管理延伸到其他方麵，而且聊得非常大膽，用二十年後的話來說就是有404風險。
“馬博士，你對黃公子大肆收購國企怎麼看？他能否帶來國外的先進經驗，幫助這些國營企業走出困境？”張洪波問。
黃公子是印尼第二大財團掌舵者的次子，從小就被送到大陸讀書，甚至當過紅X兵，還在窮鄉僻壤插過隊。
從去年開始，黃公子突然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一口氣收購了數百家國企。
全國媒體熱議，無論是官員還是工人，都對黃公子抱有殷切希望，盼著他能夠把這些虧損企業盤活。
於是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主動接觸黃公子。有的地方為了賣虧損企業，居然將收益良好的國企也打包賣了；有的地方把國企清倉大處理，賣得一家不剩，甚至因此撤銷輕工局和商業局，廠長們隻對黃公子一個人負責。
病急亂投醫！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困難重重，已然成為各級政府的財政包袱。中央和地方嘗試了各種方法，樹立了各種典型，采用了各種模式，但依舊收效甚微——摸著石頭過河真不是一句空話。
黃公子的出現，讓“資本經營”一詞火遍全國，人們將其視為拯救國企的仙藥良方。
如今報紙上隔三差五就要報道，黃公子又在某地收購了多少家國企，宋維揚想不知道這個人都難。
“我不看好他。”宋維揚說。
“為什麼？”張洪波問。
宋維揚解釋道：“這位黃公子的身份是金融資本家，而非企業家，他沒有親自管理過任何一家企業。他隻是有錢而已，但他的錢能比中國政府多嗎？中央都拿國企困境沒辦法，他黃公子又怎麼可能辦得到？”
張洪波說：“黃公子是商人，如果這些國企沒救，他收購到手豈不是要賠本？沒錢賺的生意誰做？”
宋維揚笑道：“據我所知，黃公子身後站的是港城李超人、印尼金光財團、日苯伊藤財團和美國摩根士丹利。他們的手法非常簡單，就是在港城收購虧損的上市公司，吸納國際資本，拿投資人的錢到中國兼並企業，再用這種利好消息抬高港城公司股價。在股市獲得利潤之後，繼續批量收購中國企業，再跑去美國和加拿大發行新股繼續圈錢。以此方式不斷輪回，直到某天被戳破而已。”
“資本運作不是很正常嗎？”張洪波疑惑道。
宋維揚搖頭道：“通過報紙上的文章，我發現國內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從政府到民間都過度迷信資本。資本不是萬能的，它隻是一個工具而已。”
“有危險？”張洪波問。
“當然有危險，”宋維揚忍不住笑道，“那位黃公子把自己都套進去了，他現在也是進退兩難吧，隻能捏著鼻子繼續死撐。”
90年代的中國野蠻而荒誕，即便是在國外縱橫捭闔、無往不利的資本家，貿然進入中國市場也多半會被帶跑偏。
就拿黃公子來說，他本來隻想收購那些有潛力的國企，結果地方政府各種忽悠、各種打包甩賣——
你要買啤酒廠？好啊，乾脆再搭一個電纜廠和肥皂廠吧。
你隻買10家企業？我們市一共有50家企業，要不你全拿走吧。
很多時候，黃公子都是在飯桌上喝著酒，稀裡糊塗就答應了收購方案，他連自己收購的企業有多少債務都不清楚。
玩資本也沒這麼玩的，非常危險。
若非收購國企時會附贈地皮，黃公子肯定要搞砸，說不定血本無歸都有可能。
張洪波道：“能具體說一說危害嗎？”
“沒必要，而且牽扯太廣，說了也沒有任何作用。”宋維揚笑著搖頭。
雖然在黃公子的運作下，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但也有一些比較正麵的意義。首先，他是吸納外國股民的錢玩資本遊戲，幫著許多國內企業完成股份製改造。其次，他讓中國真正見識到什麼叫資本運作，為今後的國企大規模改製提供了參考樣本。最後，他給中國無數商人上了一課，幫助中國人迅速的快樂成長。
宋維揚對黃公子再熟悉不過，因為此君是MBA課程裡的常客，他在中國的收購案例被後來者分析了無數次。
黃公子還帶來了一個非常意外的影響，他在中國的成功，讓無數國外財團眼紅難耐。於是外資在接下來兩年瘋狂入侵，將許多國產知名品牌扼殺在搖籃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警覺起來，社會輿論迅速倒向民族主義，最終在1995年吹響了民族品牌大反攻的號角。
那種狂熱程度，猶如在進行一場商業領域的抗戰。
“說起黃公子，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中國工商時報》看到的一篇文章，”宋維揚擔憂地說，“據記者調查，沿海各省的數千家合資企業，有一半以上都存在賬麵虧損。外資通過轉移利潤、虛列開支等方式，侵蝕中方利益，逃避國家稅收，有的企業連續虧損七八年，規模卻越虧越大。相比而言，黃公子其實很可愛了，他為了增強美國股民的信心，不但不會搞賬麵虧損，反而要把財務報表做得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