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準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製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信息並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信息，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曆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禦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打開，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於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牆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後，會試考生終於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並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位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鄒木挨得不遠，中間隻隔了八十多號。
這並非巧合。
兩人都是治的《禮記》。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其實這個比例，到了正德年間已經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並非個彆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隻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複璁帶坑裡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複璁是餘姚人，那裡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餘姚《禮記》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