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藤新一很快接受這個事實，說道：“我會請目暮警部調查之前是否出現過相似的案件。”
“朝著意外死亡的方向去查。”柳原月建議道，“如果有類似的凶殺懸案，警方不至於聯想不到。而且，凶手會接連犯案，說明之前犯下的罪行並沒有被人發現，他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樂趣甚至快感。那時候的他會感到緊張或是恐懼與擔憂，害怕警方會發現死亡案件背後的真相，但因為警方輕易相信了他的說辭，也可能是被偽造出的意外死亡蒙蔽，才塑造了他的自信，令他有勇氣再次作案。”
眼前的這三起案件已經提供了足夠的信息，死者A並不是這起連環殺人案的起始，至少不會是凶手手上的第一條人命。
……等等。
她竟然會用“人命”這個詞？
在這個本就以推理聞名的漫畫裡，生死不都是……太正常不過的事了嗎？
隻是角色的命運而已。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竟然也忍不住上心起來，一本正經地分析案情，不知不覺投入其中，像是當真了一樣。
柳原月恍惚了片刻，直到那道清澈的聲音不斷響起，視線才重新有了焦點。
少年的麵容一如既往的帥氣，眼底的青黑卻也十分明顯，閉上雙眼時偶然會流露出輕微的疲憊之態。
但隻要睜開雙眼，那其中的神采奕奕便不容忽視，如鑽石的光芒一般璀璨，頃刻掃去之前的倦意。
“怎麼了？是太累了嗎？”工藤新一擔憂地看向她，“是我打擾太久了，你休息一會。”
或許讓人無法隱瞞是偵探潛在的能力之一，總之在對方的注視下，柳原月驟然有了“知無不言”的衝動。
她說：“其實我還有一些看法。”
這句話說出口之後，心中的猶疑便隨之消散，驅使她說出更多的推測。
“連環殺人案的謀殺動機通常是為了滿足某種心理，可能是性、金錢、關注度……”柳原月以陳述的語調介紹道，隨後問他，“將這三起案件彙總，給旁觀者所留下的最明顯標記是什麼？”
工藤新一的領悟力與敏銳度驚人，一陣見血地指出關鍵之處：“是簽名。”
柳原月抽出那三張拍攝下屍身上簽名刻痕的特寫照片，展示在他眼前。
“沒錯。事實上，凶手的這項行為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凶手將簽名留在死者的屍體之上，是炫耀的舉措，可以看出凶手是一個張揚的人。但另一方麵，他選擇的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落款，我是說，他沒有選擇更有代表性的、固定的圖案或是字母，而是選擇了死者的名字。
“比起前者，顯然現在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方式更加隱晦，說明凶手的內心深處仍然有少許難以察覺的不自信——他既渴望告訴所有人這是同一個人犯下的案件，可潛意識又害怕被人發現這是連環作案，顯得十分矛盾。”
“當然，凶手選擇在死者身體上刻下簽名，未嘗沒有‘就連死者的簽名都要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想法。一般來說，這是在受過極度壓迫後渴望展露自己能力的一種體現。”
將照片合攏，她沒有留出給對方思考的時間，又將屍檢報告擺出來：“你還能從屍體上發現什麼痕跡嗎？除了致死傷和簽名刻痕。”
報告上的字早已印在他腦中，工藤新一卻仍然仔細看了一遍，抬頭問她：“沒有其他痕跡，但這就是最大的痕跡，對嗎？”
柳原月點頭：“是的，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凶手的手法分彆是讓死者口服毒藥，讓死者外用毒藥，向死者注射毒藥。與氰.化物不同，蒎烯類藥物的致死過程緩慢，會給死者帶來一定的痛苦，說明凶手心中是有不滿與憤恨的。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他選擇的手法出血量少，並沒有破壞死者遺容，沒有任何諸如毀容或肢解的泄憤之舉，侮辱意味不大。”
“這很矛盾。”工藤新一問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柳原月解釋道：“我不能完全確定。但我認為，應該是有兩名女性對凶手產生了影響。凶手仇恨第一名女性，以至於仇恨一類女性。可又有另一位女性在凶手的生命中十分重要，這使得他不忍心做出過分的舉動，或者，是他不敢做。”
工藤新一：“不敢？”
“舉個例子，比如凶手幼時一直被耳提麵命要尊重女性，每當他違背的時候就會受到懲罰。等到凶手長大了，有自主能力之後，他的內心可能仍然充斥著童年時期的教誨，即便再憤怒失控，也會被刻在骨子裡的恐懼喚醒，無法做出‘出格’的行為。”
見到他露出了然的表情，柳原月繼續說道：“這三名死者可以看做是某一種象征，年齡從十九到二十七歲，都是適齡女性。職業雖然各有千秋，但從事的都是創造性的工作，哪怕是仍是學生的死者B，也是在藝術係就讀。她們與凶手私交甚密，還願意為之隱瞞關係，說明她們在這方麵的觀念相對一致，至少在凶手看來她們是一類人。”
她抽出一張白紙，邊寫邊說道：“基於以上幾點，即便暫時不能找到最初的死者，但我們已經可以得到凶手的部分畫像。
“凶手是男性。死者被害時並非立刻死亡，因此凶手需要有一定的體能製服死者。另外，死者均與凶手有親密關係，在無資料顯示死者的同性取向之前，凶手是男性的可能性極大。
“從作案計劃的完整性與嚴謹性來看，凶手屬於‘有組織力殺人犯’，社會地位不低，至少屬於中層人士，可以獲取年輕女性的信任，職業也應該和死者們從事的創造性工作有所相關。”
記錄下這幾點，她接著道：“凶手的童年不幸，大概率是單親家庭長大。鑒於他對女性有尊重的心理，沒有做出諸如強.奸之類的舉動，可以推斷撫養他長大的應該是他的母親，或者某位女性長輩。而父親的角色應該是缺席的，不會是死亡離世，更大可能是主觀離開了母子二人，這才導致了他童年的過大壓力。
“父親是拋棄者的可能性很大，這樣他的母親會在撫養他的時候經常提起‘不要變成你父親那樣的人’‘長大後要孝敬我’之類的話，不斷向他施壓。而如果父親是正常死亡，有生死作為依托，母子相依為命，凶手對母親的愛會更加畸形一些，映射在死者身上也會更加變態。”
這些理論放在這個世界是完全嶄新且陌生的，但工藤新一完全跟上了她的節奏，甚至在她說完之後立刻問道：“凶手對養育自己成人的母親抱有又敬又恨的感情，他的母親時刻約束著他，但這並不足以導致他在屍體上刻下簽名。還有更重要的角色，對嗎？”
柳原月簡直被他的理解能力與思維能力震驚了：“對，接下來需要分析的是凶手第一次殺害的對象。”
她維持住臉上的平靜，分析道：“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凶手並非出於‘黑發’‘薄荷’‘創造性工作’‘親密關係’這幾點原因殺害第一位死者。而是因為第一位死者，才有了這幾點受害人特征。
“第一位死者與凶手存在某種衝突，激起了凶手的殺意，於是凶手殺害了她，逐漸仇恨與之相似的一類人，才有了今天的三位死者。”
“蒎烯類藥物也是嗎？”工藤新一很快發現重點，“第一位受害人遇害是因為鬆節油，所以凶手才堅持使用它作為犯罪手法，這也是對他第一次殺人的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