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舡往來，列隊停靠民港。轉運三韓家小。
待與各自家人團聚，便又將乘船出海，前往長蘆、長汀二縣定居。
據上計署統計。每日約有萬人往來轉運。泉州港內庸戶，更突破十萬人。此十萬人，並非固定。而是等待轉運的三韓民眾，淤積所致。舊人未走，新人又來。日漸增多。
與安置流民類似。城內各處臨時安置點內，皆設有屬吏、醫官、博士、隊率等，建製齊全的薊國吏治體係。與之相匹配。
換言之，薊國安置流民，從不是順其自然。出發之前，甚至早在臨時營地時，便經過細致的民情梳理與劃分。
匹配有與之相當的大漢吏治體係：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分設伍長、什長。百家一裡，設裡魁，裡吏有父老、什長、杜宰、裡監門等。十裡為一亭，設亭長、亭侯、亭佐、亭父、求盜等。十亭為一鄉，鄉置三老、有秩、嗇夫、遊徼，另設鄉佐，協助收稅。其中，還有薊國獨有的衢、坊二級。
類似裡、亭的層級劃分，多為線性。試想，在一條蜿蜒的道路沿線，分散著大大小小的聚落。然，當薊國撤村並邑，方圓數十裡內的鄉民，皆居於城內時。便從線性的“裡”，擴成了麵性的“衢”。裡道，也擴成為四通八達的街道。
於是。“坊”，應運而生。坊，“土、方”也。或可釋義為“方圓之土”。具有麵性的含義。與“衢”字類似。
至於是“長”還是“令”。皆與治下“在籍人口”息息相關。
吏治組成，亦是正副相佐，漢夷相輔。
辰韓、弁辰二國臣智及以下，儉側，樊秖，殺奚、邑借等大小頭目，歸順降服後，就地轉化成漢官。或為裡長、或為亭長，以此類推。與漢人長吏，協同管理治下鹽戶。各自舊習，皆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然凡與《漢律》相悖的蠻荒遺存，則被悉數剔除。
薊王威信天下。大漢赫赫煌煌。代表著一切美好與高級。被馴服的島夷，欣然接受。無半分遲疑。
話說。以半島的文明等級，便是貴為一國之主的臣智，又能有多少利益可言。不過是三瓜兩棗而已。成為薊國官吏，坐享千石官俸。薊錢購買力是何等強悍。薊國民生是何等絢爛。毋需多言。
正如。對鐘羌而言一無是處，毫無價值的昆岡美玉。卻在帝國趨之若鶩，乃至一器難求。越高等的文明，越能彰顯人、物的“附加價值”。換言之，乃是除去“實用性”之外的“附加屬性”。
此與飽暖思淫，同義。
一言蔽之。時下，做一個半島國主，遠不如做一名大漢高官。人生“溢價”，堪稱雲泥之彆。
《後漢書·百官誌五》:“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皆“賜印”。
如：“漢辰韓邑長”、“漢歸義韓長”。前為鎦金印，後為銅印。皆“方印駝鈕”。印上駱駝，造型取“曲肢跪式”。以示“歸順、臣服”之寓意。
自秦統一六國，華夏文明一騎絕塵。兩漢時，更遙遙領先。異族相繼歸附，漢庭為示懷柔，多封以王、侯爵位，並賜印綬。對一些沒有歸附，甚至處於敵對狀態的異族，為達籠絡目的，往往亦會賜印。即便是與大漢敵對的番邦異族，對漢庭的賜印，亦極為看重。
因而，自前漢以來，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賜印製度”，後世相沿成俗。賜印製度，亦是漢庭對番邦實施“羈縻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羈縻”一詞，可追溯到先秦時《禹貢》中所闡述的畿服製度。後應用於對外事務，而衍生出“羈縻（ji mi）外交”這一概念。
“羈縻外交”，思潮興起於春秋，服務於“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安全訴求。又通過兩漢“大外交”實踐，逐步成熟完善。終成一套被時下廣泛認可的外交體係。班固撰寫《漢書》時，在論及漢匈關係時多次運用“羈縻”一詞。並在《漢書·匈奴傳》結尾，將“對匈外交”歸納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製禦蠻夷之常道也。”
“羈縻之術”，遂成貫穿兩漢四百年對外邦交的重要方針，與“守中治邊”的大國策，相輔相成。
凡有蠻夷向華夏趨同，便是所謂“向化”。亦是薊王口中的“漢化”。
得大漢賜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認可”的重要見證。
換言之，隻有得到大漢的賜印，其政權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國人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