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借機表明了喬治·斯賓塞-丘吉爾的政治立場——即與自己的家族一致，並且會支持“對殖民地人民而言最有利的”解決方式。她之所以會放棄演講來到倫敦，也是因為要在南非事務上表示對自己的表兄的支持。而埃爾文·布萊克不失時機地又提出了一個問題，“所以，您是在說，比起關注伍德斯托克選區的競選結果，您更在意大不列顛的整體政治事務，以及斯賓塞-丘吉爾家族能夠如何為這個國家效力這些部分？”
當時，康斯薇露驚喜的神情顯得她仿佛要衝上去親埃爾文·布萊克一口一樣。
“撇開我的姓氏，撇開我的故鄉，撇開我是在何處出生，又是在何處受到教育，我始終是大不列顛人，當我想要進入下議院時，我不僅僅是想要為伍德斯托克選區繁榮，崛起，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幸福安康獻出我的力量，我也同時是在為大不列顛的人民而付出——特彆是在這麵臨殖民地危機的時刻。倘若大不列顛立於風雨飄零之中，伍德斯托克又怎能獨安？因此，我自然要將對國家的思慮，放在對我個人政治前程的思慮以前，哪怕這意味著我可能會輸掉這一場補選。”
在某些時刻，伊莎貝拉知道自己必須將她個人的價值觀，與喬治·斯賓塞-丘吉爾這個角色分離開來，這是她從溫斯頓身上學到的一點。隻要她的這段回答被刊登在了報紙上，普威爾市長就再也沒有辦法利用薩拉夫人曾經在布爾戰爭中表明的立場來針對自己了，在杜絕了他利用自己放棄演講而前往倫敦一事大做文章的可能性的同時，也為喬治這個角色的身世可能惹起的爭議做了預先的防備。即便伊莎貝拉實際上根本不讚成適才回答中說出的每一個字，她對於這個回答能夠達到的結果還是滿意的。
“丘吉爾先生。”
這聲溫和的呼喚拉回了伊莎貝拉的思緒。
“在適才的，啊，你怎麼稱呼來著的——對了，媒體問答環節，能讓我告訴您我有多麼欣賞您願意給予記者們的這個機會嗎？大多數的政治家演講，要麼就完全禁止媒體提出任何問題，要麼就是允許他們在演講過程中提出疑問，然而卻隻回答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我想，我從未見過哪個政治家這麼公開地麵對報刊雜誌的詰問，這興許與您的律師出身有些關係？這的確是一個需要麵對大眾，而且十分中產化的職業，如果您不介意我這麼評價的話。”
“不，當然不。事實上，我確實認為這與律師的職業有些關係。”伊莎貝拉說，鑒於她對於演講和媒體的態度都來自於她的父母，而她的父親的確是一名律師，她認為這麼說倒也沒錯。
實際上，伊莎貝拉在這一刻發現自己十分享受與眼前這名老紳士的，能夠放下上流階級的那些繁文縟節，不受拘束地交流彼此的感受的談話，因為她來到這個世界後的身份——先是範德比爾特家的大小姐，後是尊貴的馬爾堡公爵夫人——她幾乎沒什麼機會與真正來自於中產階級的人像此刻這般好好談談。
虧我提出的政治主張有一半都是為了中產階級。她在心中對康斯薇露說道。我從未發現我對這個時代的中產階級的了解簡直少得可憐，幾乎全都是以一個現代人的身份，通過自己了解的那麼一點可憐的曆史而做出的猜測。
“那麼，言歸正傳，丘吉爾先生，你在適才的問答環節中，的確提到了你認為比起為婦女爭取選舉權，你認為這個群體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權益，這就是為什麼你會來到今天的落成儀式上，你認為這能喚起人們對於活在社會邊緣的弱勢女性的重視與理解，對嗎？當然，我不得不說，你的回答讓那些女記者們很失落，她們的確希望從你的身上看到更為激烈的態度。”
“是的，我的確認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婦女還未能從社會獲得平等地位，而且在教育，醫療，道德，文化，經濟等等方麵都處於極端弱勢的前提下，直接要求獲得選舉權在我來看是一種華而不實的追求。”伊莎貝拉說，隨即便看到潘克赫斯特先生的臉上現出了一抹苦笑。
“請容許我為您提一個建議，丘吉爾先生，找一個有著風和日麗天氣的美好一天，親自去布魯姆斯伯裡走一趟，聽聽每個周末，羅素廣場上都會有的，關於如何促進女性權益的演講，來參加一場我們的□□，如果你運氣好，你還會遇見布拉奇太太——”
那是誰？伊莎貝拉趕緊在心中問道。
哈麗雅特·斯坦頓·布拉奇。康斯薇露回答道。我也隻在美國的報紙上看過她的名字，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為女性權益而奔走的鬥士，她還因為對英國工作女性的研究而從瓦薩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老天，我真嫉妒她。
伊莎貝拉剛想說，等一切結束以後，她們還可以繼續回到哈佛念書。但潘克赫斯特先生在描述了一番伊莎貝拉會遇見的情形後，又繼續說了下去，她隻好把注意力放在談話上。
“你可曾讀過《婦女的屈從地位》這篇文章，丘吉爾先生？”
說讀過。康斯薇露立刻發話了。
為什麼？伊莎貝拉問。
因為這是一篇以你目前的身份而言，必須要的文章，然而我卻忘記了告訴你這件事。康斯薇露咬著牙，頗為不好意思地說道。
對此感到哭笑不得的伊莎貝拉隻得應了一聲。
“是的，我猜也是，你的政治主張有許多都似乎受到了密爾先生（注：即《婦女的屈從地位》作者）的影響，譬如他也讚成給予婦女更多的教育，使得她們所能從事的工作範圍擴大，等等。在這篇文章的影響下——儘管並不是我們當中所有人都達成了這個共識，但仍然有一部分人知道，婦女在各個方麵所缺乏的權益實際上都遠遠比選舉權更重要。然而，你知道為何最終我們卻目標統一地為選舉權而努力，而非其他的權益嗎？”
伊莎貝拉誠實地搖了搖頭。
“這就是為何我希望你能親自來到我們中間，感受一下我們所身處的處境，那是頂著你這樣姓氏的貴族在馬車中難以體會的。選舉權已經不僅僅代表著選舉權，它被賦予了太多的意義，贏得它意味著政府終於承認婦女是有能力為自己而思考，為自己而發聲，為自己而做出決定的群體，而你想象不到那些拚了命讓自己如同男人一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拚了命地證明自己有著與男性不相上下的能力的女性們有多麼想要從政府那獲得這種認可，哪怕為此而被警察毒打，為此而被關進監獄，乃至於為此而死，也是值得的。
“因為它就像某種天塹一般，殘酷地分割開了男性與女性。其他的一切權益，無論是教育，工作，經濟，文化，政府總有一天會做出妥協，然而，隻要在天塹另一邊做出決定的仍然全都是男性，所有一切在其他方麵的努力都會失卻意義。”
伊莎貝拉聽得愣住了，有那麼幾秒鐘的時間，她隻是張著口，卻什麼也說不出。她知道這的確是眼前這名老人的肺腑之言，不可能是來自於庫爾鬆夫人或者是路易莎小姐的陰謀，但這隻更讓她清楚地意識到，她在早上那場爭吵過後的反思是正確的。她的確在許多事上的看法十分地一廂情願，而且還帶著不少來自於現代的優越感與傲慢。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能與你單獨談談，丘吉爾先生，好讓你明白我們的真正訴求，也讓你明白為什麼我們希望你能將支持女性獲得選舉權，放在你為女性呼籲獲得的所有權益中的第一位。當然，我的目的並不是讓你在短短一席話之間，就全然改變你的政治主張；我隻是希望，在我們這個團體內部的分歧擴大到不可收拾，當支持以強硬手段訴諸目的的那一方真正將政府逼得無路可走，不得不也反過來以暴力扼製我們的訴求以前，能有某個人使我們雙方達成理解，並且和平地達成最終的目的。
“而我相信，丘吉爾先生，你能成為那個人。”
作者有話要說： 對19世紀末期的女性選舉權奮鬥史有一定了解的讀者會在這一章中找到許多熟悉的名字，而對於那些不甚了解的人，潘克赫斯特先生，布拉奇太太，及密爾先生（強烈推薦看看他寫的那篇《婦女的屈從地位》一文）都是那個年代有名的，為女權事業而奔走奮鬥的著名人士。
這一章也同樣包含了很多我對那個年代的女性權益運動，當然還有國內越發激烈的女性權益團體行為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