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也是一個選擇何種方式獲得諾獎的選擇。
要說諾獎與國家的關係，其實是很矛盾的。
如果將諾獎獲得者梳理一遍的話，能夠將之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在本國就很知名的一流學者，第二種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學者，第三種是在本國並不受重視，甚至缺乏名氣的一流學者。
第一種獲獎者很好理解，大部分諾獎獲得者都是這樣的。
第二種獲獎者往往代表著複雜的身份背景。
比如81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休伯爾，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但他的父母是美國人，所以，他從娘胎裡出來就是雙重國籍。
更常見的是郝維西這種，他是4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出生於匈牙利，並在匈牙利受教育，但因為與1919年短暫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有牽連，就被****的民主匈牙利給趕了出去，前往德國工作，然而，納粹掌權之後的德國，又對猶太人郝維西極不友好，郝維西不得不辭職前往丹麥，繼而逃亡瑞典。
那個用王水溶解了諾貝爾獎章，並將裝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個架子上，並在戰爭結束以後，拿回重鑄的獎章的故事，說的就是郝維西。當然，那時候的郝維西還沒有拿到自己的諾獎獎章，他是為了勞厄和弗蘭克溶解的獎章，這兩位分彆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學獎得主。
至於第三種類型的獲獎者，往往遭遇的是尷尬。
比如獲得1965年諾貝爾生物學醫學獎的三名法國科學家，他們全都不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當上院士。日本的福井也是在獲得諾獎以後，才被推選入日本學士院的。所以，屠呦呦不是中國的兩院院士，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科研生態。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但是，第三種諾貝爾獎獲得者，固然是將本國科學界的臉頰打的啪啪響，可要說得獎以後的發展，是遠遠不如第一種獲獎者和第二種獲獎者的。
特彆是第一種獲獎者，自本國出發，獲得世界級的成就，是最順當的一種，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58年得了一次獎，80年又得了一次，說明他在得獎之後的日子裡，是得到了充沛的資源支撐的。
第二種和第三種就比較辛苦了，尤其是第三種，打臉一時爽，年年要內耗。
楊銳如今才是二十幾歲，他可不想將大好的青春年華用來事後撕逼上麵。
楊銳主要請教了三個人。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一位是朱院士，一位是景存誠。
蔡教授為他提供了來自北大和生物學小圈子內的期待，朱院士為他介紹了學界的大拿們的想法，景存誠則為楊銳聯通了政界。
聽起來複雜，但是，有遠赴瑞典的往返機票，事情做起來就很容易了。
楊銳隻是多出現了幾次，還特彆篩掉了幾個人，最後將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鑒定會上，給自己投票，就算是將出訪團給定了下來。
G蛋白偶聯受體的清晰構象的成果鑒定會上，凡是對楊銳單獨獲得成果有異議的成果，都是楊銳統戰的對象，而凡是讚成這個結論的學者，自然就被看做是楊銳的支持者。
楊銳也不管他們真支持假支持，反正，隻要梳理一圈，沒有礙事的疙瘩，他就滿意了。
最後，在確定了全部團員之後，楊銳又填上了景語蘭的名字。，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