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駛過太平洋，抵達上海，迎接的有胡適、蔣夢麟等人。
和其他剛來上海的老外一樣，逛了一圈後，杜威對李諭說：“上海很像紐約，這些西式建築讓我恍惚間以為沒有離開美國。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眾多的繁榮店麵，除了麵孔大多是亞洲人，與美國的海濱城市並沒有太多不同。”
李諭說：“所以才說大上海嘛，整個亞洲首屈一指。”
胡適則說：“先生，我們在大同大學布置好了演講台，兩位請過去吧。”
杜威問：“我不會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講可以嗎？”
胡適說：“肯定不會有問題。”
此時的季節還沒有太過炎熱，聽眾熱情十分高。
李諭聳聳肩：“中國一直有自己的特色，與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說：“確實，貴國學習外國經驗，也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國學生，從他們身上就能體會到，中國的教育，模仿於日本，同時又借鑒了德國，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確定一國教育的宗旨和製度。應該根據國家的需要，考察國民的現狀，精心製定。胡亂模仿他國，太容易失敗。
李諭說：“肯定是學校裡出事了。”
杜威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歐美之人，隻知道知之為難，未聞行之為難。”
在上海又會見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後，時間已經到了五月二日，《晨報》發出梁啟超的電報，山雨欲來風滿樓。
杜威笑道：“李諭院士更有中國人的中庸特點，不喜偏激。”
李諭說：“走吧，我也想去。”
抵達前門後，負責京城治安的步軍統領和京師警備廳的吳炳湘立刻上來與學生交涉。
“我明白大家義憤填膺，在此我隻能再說一次，學生終歸是以學習為目的，要是能夠以更加智慧的愛國精神表達政治觀點，采取政治行動，將更有效果，同時能保護自己。
“而在麵對山東問題時，他卻又義憤填膺，絲毫不讓。
杜威問道：“李諭院士，你怎麼看待？”
杜威說：“即便談政治，我一個哲學教授也談不了多少，何況還是貴國的政治。”
會場打出了“科學權威代替傳統權威”口號，這是新文化運動者很喜歡的一句。
“但若是加上足夠的智慧，那麼火藥可以變成槍彈，水汽可以轉動機械。效果翻了數倍！
“你我都是學界中人，就應當以智慧的方式，將社會上各個方麵組成得像先進的機器一樣，每個零件互相配合，發揮出極大效用。而一旦拆散開，就成了廢鐵。所以必須有正當的團體，互相幫助，才能達到最好的目的……”
李諭笑道：“裡麵養了鯉魚，如果杜威先生帶回美國，恐怕會有點破壞生態平衡。”
幾人隨即往學校趕。
“不都是魚嘛！”杜威並不在乎。畢竟這時候還沒有太多物種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著帶到美國都不好說，實在不行我放進去幾條密西西比河中的魚。”
曹家自然被打了個稀巴爛，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機，點燃了曹宅。
孫先生人生相當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李諭等人來到校門口，正好看見蔡元培與幾名學生代表商量。
“……”
杜威說：“先生請講。”
“隻要不太凶，又好養就可以。”李諭說。
“還有，我專門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車，路上發現一個行人被撞倒，看樣子受了骨折之類的傷，但其他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是路過的巡警將傷者送往了醫院。
李諭對杜威說：“走吧，我們去北京看看，那裡現在是風暴眼。”
門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學生的訴求後，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們弄開了曹汝霖家的大門。
杜威同意說：“北京有幾所我很感興趣的大學，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發電讓我去一趟北大。”
當晚北大的三千學生就幾乎被點燃，當即決定發動遊行。
——
“從這些小事中，讓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緣於心理習慣的冷漠。
這些錢是上個月學生們募捐的，用來付發往巴黎的電報費，沒想到省下來這麼多。
不過在大庭廣眾講這種揭短的事，確實讓一個外國人來說比較合適。
“因為一切模仿都隻能學到表麵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現在各國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後，他們又早已暗中把舊製度改變了。這樣就會永遠落後。”
“不管什麼權威，都不應該過分看重，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實際的認知和效度。
此時的北大在二環裡，距離東交民巷並不遠。
杜威其實並不擅長演講，而且有些不修邊幅，穿著很隨意，好在講的內容不錯。
說完，他們繼續前行。
反正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對錯，經常被當成辯論題目。
杜威站上台後，慢悠悠地說：
幾名學生代表大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
“我明白，但在美國，隻要拿出一個外形，很多人就如癡如醉。即便有意境，他們也體會不到，”杜威說，然後指著假山、魚池說，“我最滿意的就是這個。”
蔡元培歎道：“先生說的話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學生，不見得了解安福係。”
接下來嗎，就是火燒趙家樓。
然後人群中不知道誰喊了一句“去趙家樓示威”！
於是學生們調轉方向，高喊著“我們去除國賊”，向東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