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詹天佑前往東北參加國際聯合監管遠東鐵路會議，防止列強以護路為名奪取鐵路。而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舊疾複發，雖然轉回漢口醫治，還是回天乏力。
武漢、上海、北京、廣州、天津等地隨即展開了公祭活動。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機會也聚集了一回。
李諭與劉鴻生穿著一身黑西服到場，鞠躬獻上鮮花。
一旁的張謇說：“眷誠（詹天佑字）乃國士，猝然離世，實在可惜。聽說他離世後，財產沒留下多少。”
李諭說：“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負。民國以來，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資金投入鐵路建設。”
張謇做過農工商總長，說：“上頭簡直一塌糊塗，交通總長動輒更換，而且左右不了財政撥款。而能夠籌得款項的農工商部，八年間換了接近十位總長，除了田文烈，每位總長任期平均不過六七月。他們怎麼可能拿出一套傳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設？”
李諭說：“各方勢力互相鬥爭，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雖然有所發展，根基卻依舊脆弱，軍閥一旦打仗，幾乎一碰就碎。”
張謇歎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錢，連教育投資都沒有，何談鐵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個北洋政府執政期間，鐵路通車裡程僅僅3700多公裡，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鐵路還是北洋政府的搖錢樹以及交通係官僚賴以存在的基礎。每年鐵路盈餘高達4000餘萬元，而北洋政府時期一年的總收入也就4億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鐵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夠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關、鹽兩稅。
關、鹽兩稅民初就已經被列強控製，稅款需要存入外國銀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權掌握在總稅務司和鹽務稽核所手中，大多用於各種內外債的擔保。
北洋政府隻能得到還債後的餘款，也就是所謂的“關餘”與“鹽餘”。
諷刺的是，恰恰因為列強插手，使得各地軍閥不敢輕易截留這兩種稅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強之鼻息，得到一筆穩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場，鞠躬獻花後，走過來說：“諸位不必如此悲觀嘛！就我在上海總商會統計到的數據，工商界幾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歐戰期間，李諭先生多處布局，我們同樣大力發展，整體實力估計至少在戰前兩三倍以上。”
他說的是實際情況。
一戰前國內的工業企業也就700家，資本總額不超過4億，工人總數不超過30萬人。
經過幾年發展，此時國內的工業企業數量達到了1700多家，資本總額也為戰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數量則達到了七八十萬。比曆史上的數據好了不少。
這個增長率已經差不多是30%（曆史上20%），絕對稱得上奇跡。
要是北洋政府彆弄那些幺蛾子，連年征戰，國內的工商業真的可以達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話，意外就要來了。
李諭苦笑道：“大戰結束，以前被掩蓋下去的弊端肯定會一一浮出水麵。雖然德國、俄國已經基本退出咱們的市場，但等英法緩過勁，洋貨還會再次大規模席卷國內市場。”
虞洽卿想想也感覺不寒而栗，說道：“我已經與幾位工商界人士聯名，請求北洋政府降低稅率，戰前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希望可以減少幾成。”
李諭對張謇說：“季直兄，您做過工農商總長，認為有可能嗎？”
張謇搖了搖頭：“剛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資金來源，各地軍閥更加難以控製，隻能盤剝國內工商業。一般國貨的落地稅率雖然僅僅3%，看似不高，但每過一關就要抽2%的厘金，貨物自出廠到運銷各地，所過何止十關，再加上其他各種莫名其妙的捐稅，各種稅負總值往往已占到貨品價值的一半。虞會長，你在長江上有商船，應該熟悉。”
虞洽卿說：“走水路還好，要是走陸路，單單從重慶到成都這800多裡，就有20處稅卡，一批貨物運過去，交的稅已經超過該擔物品的原值。”
這種稅卡林立、市場四分五裂的局麵最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簡直就是自己給自己使絆子。
張謇說：“反觀洋貨，北洋政府明文規定，外資企業隻要繳納2.5%內地稅，其餘稅捐全免。
“如果是進口過來的洋貨，則隻需要繳納7.5%關稅，有時候連這個稅率都達不到。
“如此設置對國貨傷害很大，稅負重重的國貨根本無力與洋貨抗衡。
“例如百姓尋常購買的食糖，本土生產的銷售價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製日貨，有拳拳愛國之心，但北洋政府這般消磨百姓熱情，早晚還是要被日貨侵占。”
一旁的劉鴻生說：“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給英商開灤煤礦做過多年買辦，熟悉價格。開灤煤礦每噸煤成本1.5元，稅捐隻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應頗具競爭實力的山西保晉煤礦，每噸煤成本為2.021元，稅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業發展迅猛，對這個價格可能沒有那麼敏感，而一旦經濟發展稍微放緩，英商的煤炭優勢將無限放大。”
麵粉大王榮宗敬又說：“不止工商業，農業的狀況也不容樂觀。本來安徽與河南的小麥可以走從津浦路直運上海，供應麵粉工業所需的原料。但從蚌埠起運，每擔運費2兩，並且時間無法保證，有時竟長達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來的美國小麥，每擔運費不過4錢。就算沒看過世界地圖，也應該知道美國在萬裡之遙。如此懸殊，何其荒唐！
“即便鐵路運力緊張，總能騰出車皮，但我從來沒聽說過交通部批準此事。”
工商業相比農業總歸要好一些，他們這些商界大佬都怨聲載道，不堪重負，普通農民的情況可想而知。
田賦易於估計，征收方便，農民無處逃避，向來是北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宗來源，自然也是軍閥們的重要財源。
其中最坑害農民的是所謂田賦“預征”，就是提前收田賦，你敢信！
而且少則幾年，多者十幾年。四川有的縣整整預征了30年。
橫征暴斂之下，自耕農大批轉向佃農，農村經濟被破壞得相當嚴重。
張謇聊起自己經營最成功的大生紗廠，無奈道：“如今日資強勢進入國內棉紡織業，對我們的衝擊很大。本來國內棉花足夠原材料的供應，可每年卻要出口百萬擔棉花，其中絕大多數運往了日本或者日資紡織廠。乃至於我們不得不進口棉花，大大提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