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的狀元丟了，朱國楨肯定失望至極。
不僅僅他本人，湖北籍的官員們也為他鳴不平，當天集體罷朝一天，以示抗議。
社會上同樣有不少人對此事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輿論蜂起，莫衷一是。
新科狀元王壽彭為此曾特地寫了一首打油詩：
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
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隻不過王狀元此後卻頗為平平，什麼業績也沒做出來。
唯獨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後來軍閥張宗昌主政、瘋狂禍害大好山東時，突然想到還有個老鄉是狀元，於是問手下人：“王狀元在清朝當什麼官？”
手下人回答：“湖北提學使，相當於湖北省教育廳廳長。”
張宗昌大手一揮，說：“那就讓他來咱山東當個教育廳廳長吧！”
於是乎王狀元重新出山。
他向張宗昌建議，把原來的幾所學校合並，組成省立山東大學。
因為在1914年國民政府實行全國設立大學區時，隻在各區中心城市設大學，山東大學堂由於隸屬中心城市北京，所以大學堂被裁撤了。
話說這個所謂的大學區製度十幾年後還搞過一次，反正就是臭棋一枚。後來那次大學區改革更是搞得烏煙瘴氣，蔡元培等人更是差點氣走。
但軍閥張宗昌一聽，卻感覺狀元就是不一樣，一抓就抓到了根子上，這樣一合並，起碼境界上去了。於是任命王狀元為省立山東大學首任校長，也是狀元裡麵出任大學校長的唯一一人。
不過王壽彭畢竟是舊時代的狀元，對現代的大學教育一竅不通，仍然按照封建時代那一套，要求學生們都穿長袍馬褂，還要向孔聖人跪拜，弄得學生們很不滿：拜托，現在都20世紀了，我們上的是大學，不是私塾！
當時全國對孔教的各種聲討已經非常大，王狀元基本是在開曆史倒車。
連張宗昌都覺得不對，人家大學生要打倒的就是舊禮教，你倒好，又給人拾起來了。
於是王狀元連校長也當不了了。
但作為前清狀元，王壽彭字寫得還是可以的。
他當校長的時候，曾經對山東大學附中的學生說，誰要是能夠連續兩學期拿到第一，就送他一副對聯。
拿到這幅對聯的人就是文化大師季羨林。
王狀元此刻在京師大學堂聽到洋人有這麼多大學生，驚訝道：“那麼說，洋人也有這麼多進士？”
嚴複糾正道：“不能說進士，隻能說大學生。而且洋人的大學裡不僅有你們將來要重點學習的政法科目，還有許多其他諸如數學、物理學、工程學、機械學科目。”
王壽彭訝道：“這些學問也要在大學堂學？”
嚴複耐心解釋說：“是的，在洋人的大學裡，它們同樣重要。”
王壽彭道：“我還以為都是些匠人的細枝末節學問。”
嚴複說：“並非如此，所以我才要你們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在洋人的世界裡，李諭這樣的人也很重要，科技正是我們的一大弱項。而且李諭所得到的英吉利國皇家學會外籍院士一職是極高的，位列大學堂上至少兩個層級。”
嚴複知道儘可能拔高李諭，才能讓他們學習西學更加賣力。
丟了狀元的朱國楨非常感興趣：“嚴師說的科技真有這麼重要，能讓洋人這麼強大？”
嚴複對李諭說：“這種事還是你說得清楚。”
李諭說：“確實很重要。西方能夠這麼強大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硬要簡單點說的話，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在各自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又經曆大航海時代，掠奪無數資源後，兩次工業革命再次全方位提升生產力。
“很大程度上是曆史的巧合與此前幾百年的鋪墊，這種鋪墊與巧合雖然是不可複製的曆史必然，但強大的結果顯而易見，勝王敗寇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就比如政法與科技。
“與我們不同的是，西方強大的是工業，而我們僅僅是農業，這是一種代差。支撐工業強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隱藏的一條線就是科技的發展，不然沒有機械學的進步，洋人就沒有能夠掠奪世界的先進武器；沒有蒸汽機就沒有馳騁世界各地的輪船火車。而機械學的偉大又離不開基礎科學的發展，總之環環相扣，是個厚積薄發的過程。”
李諭雖然已經是儘可能精簡地去說，甚至省略了很多也比較重要的細節，但進士們依舊聽得雲裡霧裡。
主要是一些現代人看起來非常像常識的詞語，在他們耳朵裡就是高深莫測的術語。
什麼“資產階級革命”、“生產力”、“大航海”、“資源掠奪”、“基礎科學”對他們而言都很難理解。
但朱國楨卻聽得津津有味：“這才是經世的學問！原來李諭老師不僅精通科學，也懂得治國的大道理。”
李諭對於政法方麵肯定不懂，知道這些完全是初高中曆史課政治課上學的，於是笑道：“我不過略知皮毛，而且我也不是什麼老師，我同樣畢業於大學堂。”
朱國楨說：“那您就是師兄。”
李諭說：“論年齡，我可能還不如你大。”
朱國楨卻說：“聞道有先後，這聲師兄是少不了的。”
想不到這個當朝進士、並且還是差點成為狀元的人，竟然成了李諭的小迷弟。
不過朱國楨確實對科舉以及清廷頗感失望了，此後也沒什麼太大建樹，如果真能投奔李諭說不定還能做出點事，以後詞條編寫他的時候說不定就不會隻說他因為名字丟了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