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爾說要找的心理學講師叫做桑代克，是他曾經的一名學生。
哥倫比亞大學同樣算是清末民國時期對中國留學生比較友好的一所大學。
桑代克尚且十分年輕，隻有30歲，當他看到卡特爾帶著李諭來到後，立刻請他們來到自己的辦公室。
桑代克的辦公室比較小，大概就是一個宿舍大小。如果是教授，辦公室可能有間教室那麼大。畢竟這個年代教授更是稀缺品，一所大學都沒多少。
桑代克聽完兩人的想法，思忖道：“智力測驗的確是一項與教育息息相關的事情，不過所有涉及人腦的理論都是最難以捉摸的。”
卡特爾說：“所以我才想要與你們一同研究此事，集思廣益，越多優秀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參與其中越好。”
桑代克說：“既如此，老師，巧合的是，正好有一位出色的心理學家與教育家剛剛來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兼職教授，我想他要比我水平高得多。”
卡特爾問道：“哪一位？”
桑代克道：“約翰·杜威。”
李諭聽到這個名字眼前一亮，真的是個非常好的人選。
約翰·杜威不僅在美國國內名氣很大，在中國也堪稱民國時期教育界的“精神導師”，有不少教育家出自他的門下，或者從他那裡受益良多，比如胡適、馮友蘭、陶行知、張伯苓、蔣夢麟等。
整個民國時期，國內的這些教育家對杜威十分推崇。
杜威在中國待過幾年，他在見證了“五四運動”後，對中國的態度大大改觀，也是促使他留在中國多年的原因。
杜威是美國心理學會的會員，並且曾經擔任過多年會長，卡特爾自然知道杜威的本事：“要不是親自來一趟，我甚至不知道杜威先生已經離開芝加哥到了紐約。”
杜威此前是芝加哥大學哲學係、心理學係和教育係主任，並且當過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總之已經成名。
可他與芝加哥大學校長因為一些問題產生了分歧，所以來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做兼職教授。
但名義上是兼職教授，哥大卻重視得很，他也從此開啟了他人生中最長的一段任職。
很快，李諭在一間更大的辦公室中見到了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老。
“您好，杜威先生。”李諭同他握手道。
杜威說：“李諭院士果然如傳聞一般年輕。我對你一直好奇得很，很想知道你的大腦到底有什麼不同，竟然可以做出這麼多舉世矚目的成就。”
李諭笑道：“您不會也學解剖學吧？想要解剖我的腦殼？”
杜威也笑道：“心理學師可不懂醫學，我連注射針都沒用過幾次。”
李諭他們接著把智力測驗的事情給杜威聊了聊，杜威說：“我了解過這方麵內容，印象中法國多年前就開展過智力測驗。受法國公共教育部所托，一位叫做比奈的法國心理學家進行過早期工作，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篩查出一些智力存在障礙的孩子，以需要特殊教育。”
所以，其實智力測驗最早是為了篩查出問題兒童的，根本不是用來炫耀“聰明程度”。
卡特爾說：“而我們想做的，是對正常人進行智力測驗。”
李諭補充道：“嚴格講，智力測驗需要針對不同的年齡段，比如用智力年齡除以實際年齡得到的商，可以稱作智商，這樣更能夠適用於不同的年齡段。”
杜威說：“你的想法更加完善妥當。不過現在文化界有一些不好的聲音，我想李諭院士很了解，因為我看過你的文章。”
李諭說：“先生指的是偽科學以及社會達爾文思想？”
杜威歎息道：“是的。我非常擔心智力測驗會被少數人利用，以助長荒謬的‘優生學’。”
杜威的擔心不無道理，在此之前，已經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提倡對“劣等人”實施絕育，以實現所謂社會的“進化”。
這種話稍微有點理智的人就能聽出來問題：優等與劣等的標準是怎樣的？而誰有權利對這個標準進行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