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茲洛夫是個非常純粹的文物強盜，他在盜掘黑水城時，拿不走的就會徹底毀掉，前前後後去了三次黑水城，破壞力極大。比民國時期的孫殿英都要可惡。
這種人留在地球上就是個禍害，還是變成個發光骷髏進實驗室，為放射學做點貢獻吧。
李諭生怕科茲洛夫舍不得資金，於是親自聯係美國方麵，不惜重金購買了大量鐳公司產品，全部送給科茲洛夫。
科茲洛夫高興壞了，他早就聽說鐳的神奇，畢竟是能拿諾獎的好東西，而且貴得要死。
——嗯，貴就是好，好就是貴。
沒毛病！
李諭不厭其煩給他“科普”鐳水的神奇功效，什麼一柱擎天、能量源泉、起死回生之類。
反正有美國的無良媒體做後盾，科茲洛夫不相信都不可能。
臨走時，科茲洛夫激動地握著李諭的手：“真是大好人啊！這麼多年，我作為探險家說實話一直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你幫了我的大忙！”
李諭嗤之以鼻，那是你自己找死。
割走我們150萬平方公裡，我對你個俄毛有毛線好意？
自己抱著鐳水美去吧！
——
沙龍一個接一個，很快李諭又收到邀請，邀請函最後署名“世界社”。
雖然名字像是國際組織，實際上人員都是留歐學生，而且成立世界社的幾個人不得了：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
沒錯，國黨的四大元老在這兒聚齊了。
李諭和呂碧城坐上一輛雷諾汽車，前往張靜江在巴黎開的古玩瓷器店。
張靜江是個奇人，家財萬貫，出身浙江湖州的大絲商家族。
中山先生籌款時，除了他哥，出資最多的就是張靜江。
而且張靜江很有意思，以他的資曆，本來可以成為國黨裡位高權重的人，但他自始至終從不過問權利，隻問義務。
所以中山先生都要尊稱他一句“革命聖人”。
張靜江的店不僅賣瓷器，也賣絲綢，中國的這些傳統強項藝術成分很高，在歐美超級好賣，上流社會仍然趨之若鶩，所以張靜江在巴黎的生意做得不小。
蔡元培和李諭見過多次麵，他出來迎接李諭，高興道：“疏才兄弟，彆來無恙！你到柏林時，我剛好離開，來了巴黎，好在你也來了。”
李諭說：“看起來，鶴卿兄在歐洲還挺適應的。”
蔡元培苦笑道：“勉力為之罷了，可惜年輕時一直在學英文，現在全然用不上。最近幾年重新學德文，真心難為死我！”
蔡元培從1903年開始學德語，他對德國的文化、教育很向往。在研究過日本教育後，發現日本就是學的德國，所以生出想法：不如繞過日本，直接向德國學習。
且德國還是最早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再加上現在德國在科學界、思想界的巨大地位，讓蔡元培經常感慨：“世界學術德為尊”。
蔡元培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命名為“威廉”（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是個男性名字）；後來兒子出生，又給他取名“柏齡”，諧音“柏林”。
總之蔡元培對去德國求學一直很向往。
去年，孫寶琦作為駐德公使被派往柏林，蔡元培正好與孫寶琦的弟弟是故交，於是跟著來了德國。
李諭說：“歐洲的學習生活支出很高，鶴卿兄如果有困難，可以告訴我。”
“能有什麼困難！”蔡元培笑道，“就算有困難，我也能應付。”
蔡元培沒好意思說出自己的難處。
其實他可以稱得上中國第一個半工半讀的留學生，好在他人緣廣，接到了很多活。比如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讓他翻譯德國著作，每月給100銀元。
然後蔡元培又給唐紹儀在德國的侄子當家庭教師，也能賺一些錢。
蔡元培既然不說，李諭就不好意思再追問，於是說：“對了，鶴卿兄有沒有申請大學，我在德國學界認識幾位名宿，也能幫上忙。”
蔡元培說：“有勞疏才兄弟掛懷，我已經申請下了大學。本來想申請柏林大學，不過他們需要中學畢業證，我哪有這個。於是找到了萊比錫大學的孔好古先生，他曾在京師譯學館當教員，經由他的幫助，進入了萊比錫大學。”
“順利進入大學就沒問題。”李諭說，德國目前的教育不用擔心，大學都可以。
蔡元培說：“聽說萊比錫大學出過不少名人，雖然比不上柏林大學，但總比日本的學校好。”
“那是當然，”李諭說，“萊布尼茨、格裡克等科學家，還有尼采、歌德等思想家都出自萊比錫大學。”
蔡元培說：“我也是來了德國才知道了萊布尼茨等人的名字，竟然在兩百年前就研究出了高深的數學！將來回國後，一定要將科學教育根植到基礎教育中。”
德國的四年留學生涯對蔡元培影響挺大，德國重視實業的風氣也確實更適合民國。
進入屋中，蔡元培把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一一介紹給了李諭。
其實李諭基本都了解，不過還是先假裝不認識。
大富翁張靜江說：“帝師是名震四海的大學問家，垂臨小店，不勝惶恐。”
李諭說：“哪裡話！整個巴黎都沒有多少中國人，在距離家鄉萬裡之遙的地方遇到諸位，實在三生有幸。”
吳稚暉問道：“帝師，我們曾聽孫先生提過您，不知道您為何不願意加入同盟會？莫非支持康梁的改良立憲製？”
李諭說：“反正在巴黎，說出來不用害怕。我支持諸位的事業，力所能及的幫助可以提供，不過我並不願加入其中。”
張靜江本來也是類似想法，後來經不住胡漢民等人的軟磨硬泡，才加入了同盟會。
李石曾問道：“帝師既然支持，為什麼不加入？”
蔡元培替李諭解圍道：“疏才兄弟心懷天下，有濟世之能。試問諸位，誰可以在科學之道比得上他的能耐？報國有多重路線，疏才兄弟的路線是一條基本的道路，或許他才是真正對的。”
張靜江佩服道：“我在歐洲已然生活數年，能夠理解。”
吳稚暉又問蔡元培：“鶴卿，你在德國呆了一段時間，依你看，德國的政體是不是與日本國類似？”
蔡元培點點頭：“頗有相似之處，但德國的宰相擁有極大的權利，而且德國南部的幾個邦國有很強獨立性。”
吳稚暉說：“無非還是集權製，有俾斯麥這種強人在還好，否則局麵不好控製。”
幾人的觀點最終必然是要搞革命，然後走法國和美國的路線。
張靜江又說：“東京的同盟會已經成立《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幾番論戰好不熱鬨，我們何不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報社？”
李石曾說：“好想法，隻可惜歐洲沒有梁啟超與我們論戰，影響力恐怕不會多好。”
李諭插了一嘴：“康有為好像過不了多久又會來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