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說：“如今通信方便，袁項城因政見不和又把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辭退，一切事情都要直接用電報發給他。”
蔡元培說：“他是要遠在京城遙相指揮。”
張謇說：“按照約定，孫先生辭職後，他必須來南京赴任。這邊沒有他的北洋根基，總歸可以起到權力製約之作用。”
革命黨人對這個方案還是很放心的，不過袁世凱不是個按常理出牌的人。
張謇又說：“疏才不愛官場，鐘愛教育界，鶴卿兄來到上海，立刻把你叫來了，可不是求你當官。”
李諭笑道：“承蒙抬愛。”
蔡元培說：“教育為當下之本，十多年前的戊戌年間，嚴複先生便認為首先必須興辦教育，開通民智，然後才能救複中華。”
張謇說：“自從武昌首義後，各地報紙均在大聲呼籲教育救國，《申報說，‘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無他，教育者進化之的也’。”
蔡元培說：“沒錯，我們現在最缺的甚至可以說不是錢，而是人才。”
李諭當然同意他們的看法：“南京政府似乎已經頒發了義務教育法令。”
蔡元培說：“義務教育是好辦法，我在德國留學時多有接觸。光緒末年便頒發過‘強迫教育’章程，但執行起來有諸多困難。”
所謂“強迫教育”，自然就是義務教育。
李諭說：“免費上學，怎麼會有困難？”
蔡元培解釋道：
“義務教育這種新鮮事兒地方官員根本沒見過，官府也沒好好跟老百姓解釋，隻是翻來覆去強調幼童不入學，將罪及父母。後來警察直接出動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統計適齡兒童數目。
這麼一來，硬是把一個好好的政策變成鬨劇。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擔心警察挨家挨戶上門會不會把孩子鎖起來，押去學堂？
左鄰右舍一商量，大家還是把孩子送進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強迫教育的結果竟然是各處私塾人頭攢動，私塾先生趁機提價，倒發了筆小財。”
李諭聽了很無語：“真是荒唐，好事也能辦壞。”
蔡元培說：“我在教育部下發的法令中，已經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占比不得少於預算總額15%；地方則要更高。但具體能施行到什麼水平，我自己都沒有多少把握。”
李諭作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願景在民國基本無法實現，和很多命令一樣，都執行不下去，僅僅流於紙麵。
“義務教育花費非常大，隻能政府推動。”李諭說。
張謇聽後笑道：“蔡部長現在可是南京政府裡最窮的一個，連辦公地點都沒有。”
李諭尷尬道：“教育部連辦公地點都沒有？”
蔡元培說：“我向孫先生要過，他說‘此須汝自行尋覓，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先生借了三間屋子，我隻能像個算命先生一樣在大街上支棚子。”
張謇說：“我記得鶴卿還是自己坐著人力車去孫先生那兒領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來一共三十個人，包括鶴卿在內，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臨時政府裡最精簡、開銷最少的一個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帶到了此後的北京教育部。
“萬事開頭難，”李諭說，“蔡部長，在下有個請求。”
蔡元培說：“疏才太見外了，還‘請求’？伱直接建議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會辦。”
“很簡單，隻要有大印，能發布命令就足夠，”李諭說，“我在上海的大學各方麵都準備妥當了，立馬就可以開辦，希望教育部頒發一道《大學令，準許我們這些民間人士興辦大學。”
蔡元培輕鬆道：“原來隻是發個命令，那就好說了！我教育部現在唯獨還不缺的隻剩紙和筆。”
曆史上，這道《大學令要年底才出台。也正是蔡元培的《大學令，鼓舞了一大批高校出現。
談話間，趙鳳昌收到了一封電報，看後對張謇說：“季直兄按照兩邊的意見擬好《大清皇帝退位詔書了嗎？”
張謇說：“基本擬好，南京已沒有意見，可以發給袁世凱。隻是南京方麵建議把名字改一改，清室立馬消亡，談不上‘大不大’，乾脆不叫‘大清皇帝’，直接稱為清帝。”
趙鳳昌點點頭：“沒有問題。”
張謇又說：“為了再給清室找補回一點顏麵，南京方麵認為可把‘退位’二字改成‘遜位’。遜位有主動讓出之意，好聽一些。”
趙鳳昌說：“想得很周全。”
就像此前提的，現在能找出一個南北雙方都接受又有足夠的社會地位、同時文采足夠好的，貌似隻有張謇。
所以擬定清帝退位詔書的任務落在了他的身上。
身為前清狀元，張謇寫清帝的退位詔書，心中還是挺感慨的。
但不管怎麼說，不流血就可以完成革命，是他們做夢都希望看到的局麵。
雖然辛亥沒有徹底解決所有問題，以後該流的血還是得流，但推翻帝製這一條就足以封神。
趙鳳昌立刻安排人發出了電文。
清帝退位詔書字數不多，隻有三百多字。
雖然看名字，詔書應該出自宮廷，不過隆裕太後早就沒了權力，詔書全文都是在南北雙方商定後，由張謇代筆寫出，清廷作為待宰羔羊，一點都沒參與。
短歸短，這封詔書每個字都很重要，尤其最後一句：“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絕對是全篇精華所在。
這句話一下就把格局徹底打開了，不僅采納了孫先生的五族共和理念，同時要求維係領土完整，對今後絕對是綱領級的指導，意義非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