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裡是中國科學社嗎？”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穿著西服的人。
金邦正說：“沒錯，請問閣下是？”
“哦，本人陳仲甫，”對方禮貌回道，“我剛剛創辦了一本《青年雜誌》，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其中科學不是我的專長，後來聽說李諭先生組織創辦了科學社，還有《科學雜誌》出版，我就想請貴社幫幫忙。”
李諭笑道：“好說，好說，先生請進！”
這個忙真的要幫。
陳仲甫就是陳一枝獨秀……
而那本《青年雜誌》，不到一年後就會改名為《新青年》。
“你就是李諭先生？”陳仲甫問。
李諭點點頭，然後說：“先生可不可以給我幾本《青年雜誌》過目？”
“當然可以，”陳仲甫從包中取出雜誌，“這是前幾期的，由於隻有我一個編輯，有很多不足之處。”
李諭說：“一個人做編輯，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現在算是職業編輯，饒有興致地看起來，“原來先生不僅做編輯，還做寫稿人。”
陳仲甫笑道：“現在辦雜誌，不都要這樣。”
一直到1917年，陳仲甫都是《青年雜誌》的唯一編輯。1918年以後，雜誌才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由6人組成，除了陳氏自己，還有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和沈尹默。
委員會每個月輪流由一人擔任編輯；每月設有討論會，參加者除了6名編輯，還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魯迅和周作人（那時編輯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複也拿過來一本，看了一會兒稱讚道：“陳先生的文筆很不錯，這篇創刊詞寫得鏗鏘有力。”
陳仲甫說：“你看的那篇創刊詞，也是這本雜誌的指導思想，同樣是我對廣大青年的六點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當是科學與民主並重。”
金邦正對他這段話非常欣賞，“科學方麵不用擔心，但民主二字，可能會讓雜誌被禁，您知道的，大總統可是要稱帝了。”
陳仲甫說：“我明白，所以從創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評論，《青年雜誌》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為，而非進行政治批評。”
從14年下半年開始，北洋政府對報紙刊物進行了嚴格的管控，借口是這些出版物公開泄露政府與日本簽訂的秘密條約，或說他們批評相關的政策。
本來民國頭兩年，國內出版業迎來了一個爆炸般的發展期，但袁世凱立馬發覺“人言可畏”，迅速打壓。
辛亥之後，全國約有500家日報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漢口6家。然而在袁世凱的帝製運動期間，北京報社的數量銳減至20家左右，上海減到5家，漢口則隻剩下2家。報紙發行量也出現了下降。
《青年雜誌》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由群益書社進行刊印發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發行量1000份。
胡敦複對陳仲甫改造青年思想這一點很認同：“學校的吸納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識，有一些積極的讀物作為補充再好不過。”
陳仲甫說：“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談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麵的宣傳。”
此後胡適就是因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談政治”這一觀點，才決定回國發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過嘛，他們兩人“二十年不談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雜誌》反抗帝製的尖銳評論隨處可見，尤其是在“通信”“國外大事記”“國內大事記”三個欄目中。
就是這個原因，洪憲帝製時期被迫停辦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陳仲甫接著向李諭約稿：“民主與科學兩麵旗幟，科學這一麵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為我的《青年雜誌》寫篇稿件。”
李諭果斷道：“沒有問題，本人一直致力於推廣科學，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讚同。”
陳仲甫高興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囑咐群益書社把這一期多印幾百冊。”
李諭笑道：“另外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陳仲甫道：“先生請講。”
李諭翻開雜誌，“以後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話文？”
“全部？”陳仲甫問。
“我大體看了看，閣下對封建禮教極為不滿，思想非常新，文言文一直壟斷文體，白話文則不入流，”李諭頓了頓說，“但白話文易於傳播，更便於翻譯，好處不要太多。”
陳仲甫點點頭：“我同意是同意，就怕找不到足夠好的白話文章，反而為彆人所攻訐。”
金邦正說：“有什麼好怕的，《科學雜誌》全用白話文，也使用新式標點，照樣發行越來越好。”
陳仲甫說：“不一樣的，你們是純科學雜誌，彆人說不出什麼；如果是文科文章，不僅要有內容，也要保證文采，否則一些窮酸文人必然會挑出刺。”
“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選，可以寫不錯的白話文章，比如，”李諭拿起一封胡適的稿件，“留美學生。”
陳仲甫知道這些留學生必然受過嚴格教育，又是“洋狀元”，思想比較新，讓他們寫白話文說不定真不錯，“麻煩先生代為求稿。”
“舉手之勞，”李諭說，“目前美國也在搞文學運動，尤其是新詩方麵，各種草原詩人、意象派詩人、新抒情詩人和實驗主義者紛紛出版了作品，最獨特的風格便是擺脫了傳統詩中矯揉造作的浮誇辭藻，而用自然口語寫詩。有人說這是美國詩歌的文藝複興。”
陳仲甫說：“既如此，留美學生必然感同身受，願用白話文？”
李諭說：“其實不僅他們，大部分人都喜歡用方便的白話文，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