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方麵的通訊相對比較通暢，李諭很快收到了邁克爾遜的電報。
類似的電報他收到了不少，不止美國物理學會，什麼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幾乎每家都發了至少兩封電報。
但李諭現在確實走不開，隻能先回一封電報，告訴邁克爾遜自己去的時候提前給他說一聲。
李諭之所以走不開，自然是國內湧現了不少新事情。
首先一件就是他在全國開設的多所學校突然接納了大量留日歸國的學生。
“二十一條”這事已經公之天下，留學生極為憤慨，反響最強烈的便是留日學生。
他們簡直氣炸了，自發組織集體離開日本回國，以表示最強烈的抗議。
這一波回國的留日學生相當多，差不多有四千名。
李諭隨即在報紙上登文，按照籍貫，這些學生可以進入武漢、長沙、廣州、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學校；如果在日本已經讀到大學，則可以進入上海大同大學繼續學業。
學生有血性很正常，李諭支持他們。但就像當年蔡元培在上海組織中國公學收留從日本抗議回國的學生一樣，他本人還有要做的事，必須讓這些人繼續讀完書。——知識越多，作用越大，對日本的威脅才更大嘛。
這是第三次大規模的留日學生集體返國。
第一次是在1905年，即日本發布“留學生取締規則”，陳天華投海自儘的那次。
第二次是辛亥時期，留日學生為了回國參加革命。
第三次就是當下因為“二十一條”回國的。
幸虧李諭當年早有準備，學堂建設的麵積不小，均分開，每個學校不至於承擔太大的壓力。
但怎麼說也超出了設計容量，有些方麵隻能將就一下，比如住宿條件差一點，上課沒有足夠桌椅，需要站著等等。
倒是大同大學由於足夠大，大學生又沒有那麼多，反而充盈了不少。
日本的大學相比歐美差了點意思，但基礎教育還算拿得出手，所以歸國的留日學生水平倒是可以。
李諭特意帶上呂碧城南下上海，探望一下進入大同大學的留日學生。
搭乘火車到達上海後，李諭看到這裡仍舊有濃厚的抵製日貨行動。
幾個月前袁世凱再度命令各省嚴格禁止抵製行動，尤其不能用橫幅貼出“抵製日貨”字眼。
北京城距離近，被彈壓得厲害，上海則寬鬆一些。
商人們雖然不敢再名正言順抵製日貨，卻彆出心裁地放棄了“抵製”這個名詞，轉而提出“振興國貨”的口號，繼續不用日貨，並且成立了“勸用國貨會”、“知恥社”等組織。
除了抵製日貨的，還有“救國儲金團”，目的是募集資金幫助發展本國工業。思路很不錯，要抵製日貨，肯定得拿出對應的替代品。
此次抵製日貨發生的時機比較巧，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貿易失調的刺激，民族工業正在迅速發展，成為促進當時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抵製日貨運動爆發以後，中國多種輕工業的生產都顯著增加。
要是上升到政治層麵，總感覺整個民國時期，日本的對華策略都挺失敗的。他們過於強硬，總想走捷徑，想快點占有整個神州大地。
而且日本一直有這種盲目的自信，並且極度膨脹。
實際上這樣隻會激起國人巨大的反感，對日本的恨一直延續到百年之後，仍然沒有消散的意思。
他們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國差了那麼多，英國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個隻有地理概念的印度，更何況日本這條徒有大嘴的瘦蛇，想吞下有著千年不斷文化的巨象？
李諭買了份報紙，發現就連美國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適得其反，美國的通訊記者在英文報紙上分析了“二十一條”所激起的中國人團結一致的決心和中國經濟與商業上的潛力。他相信此番中國努力發展工業，特彆是棉紡織工業，可能會“維持久遠”，因此對日本的主要貿易將會給予“致命的”影響。
因為此時的日本沒啥拿得出手的工業品，主要就是紡織業。
他在新聞稿裡寫道：“那麼多中國人內心充滿了國恥感，深切的怨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製日貨運動變得實際且必要，因為人民已下定決心儘量不買日貨了。”
美國記者雖說對情況估計得過於樂觀，中國人的確開始覺悟到救國的必要，可是對建設經濟的努力尚且隻是初步，畢竟沒有工業基礎；但那種仇恨，卻是切切實實的。
李諭來到大同大學，與胡剛複一起安撫了安撫學生情緒，——效果不是特彆好，他們漂洋過海跑到日本，現在又漂洋過海回來，氣頭正盛。
隻能說一點展望未來的話。但近期看的話，也沒啥很好的未來，因為袁世凱要稱帝了，那時候他們肯定又有得忙。
該有的革命少不了，李諭隻希望他們能在革命之餘儘可能多讀點書，就算對革命本身，也有好處。
好在李諭的聲望不小，學生們多少能聽進去一些。
辦公室中，胡敦複哭笑不得地對李諭說：“要是我年輕幾歲，也和他們一樣。”
李諭笑道：“年輕人精力旺盛，讀書的同時搞點彆的事沒啥問題。而且也不能怪他們，誰叫北洋政府辦的事這麼讓人上頭。”
“從報道的消息看，袁世凱真的不想做總統了，到時候必然天下大亂，為了一己私利，置萬民於水火之中，算什麼皇帝？”胡敦複說，“我看他必然留下罵名！可一個什麼都不缺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名聲？他到底怎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