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上我也想不通，”李諭說，“可能是你我都沒有參過政，理解不了，而政客要做的就是隱藏自己的內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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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社目前國內總社已經搬遷到大同大學校園內，李諭與胡敦複順便來看看。
《科學雜誌》的發行保持著不錯的水平，刊登文章的難度選擇越來越純熟，主要歸功於有了名氣後，投稿的人多了，不僅美國的留學生在供稿，日本、歐洲的留學生都有很高的熱情。
剛到門口，李諭就聽見編輯金邦正大聲怒斥道：“賣國賊，怎麼連他都成了賣國賊！”
李諭好奇地問道：“誰是賣國賊？”
“啊，院士先生，我不知道您回來了！”金邦正放下手裡的一篇稿件，起身說道。
李諭擺擺手：“不用拘謹。”
金邦正把一堆稿件遞給李諭，然後說：“自從日本國提出該死的二十一條後，美國留學生們群情激昂，學生聯合會所辦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做了大量報道，一連幾期都有大量篇幅討論這個問題。”
李諭翻了翻稿件，留美學生的情緒沒比留日學生好多少。
有的學生說應該鬥爭，仿效比利時的抵抗，而不應像朝鮮一樣被日本征服統治；有的主張不應被“日本化”；還有一些人認為，目前國內的危機，需要各人“放棄自己前途的原定計劃”，做“重大的犧牲”。
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論說：“我們應該做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犧牲生命。……中國現在需要能乾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東西更為迫切。因此，我們的責任十分簡單——回國去！”
隻不過一戰時期船票不好定，價格又漲到天上，遠非日本回國那麼方便。
既然一時之間回不了國，他們就利用節假日，到美國的軍事營地受訓……
李諭看完後，對金邦正說：“很正麵，怎麼就賣國賊了？”
金邦正把剛才看的那篇稿件拿給李諭：“賣國賊是胡適，你看看他都寫了些什麼東西！他可是留美學生會的乾事，而且是《中國留美學生月刊》的國內通訊版編輯，怎麼能寫出讓大家保持‘清醒的愛國主義’這種話？話再漂亮，也是在幫日本人洗白！”
李諭坐下來，擺正稿件：“我看看他都說了什麼。”
此時的胡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杜威念博士，與一眾留美學生的憤怒情緒高漲不同，他寫了一篇《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呼籲保持冷靜，摘取其中關鍵的一部分：
“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儘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被騷擾，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須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複活過來……
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或者在於其他列強的乾涉……最後真正的答案，必須向其他地方尋求——也許比我們現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並不知道答案在哪裡，我隻知道答案不在這裡。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出來……”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李諭複述了一遍胡適最後一句話，“他說不知道答案，但其實一直想表達自己的答案。”
“答案就是賣國賊！”金邦正氣呼呼地說，“通篇全是不抵抗主義，和當年清朝政府各地賠款的做法有什麼兩樣？去美國讀書，要接觸新思想，美國大學難道會教這個？！您再看看月刊總編輯新聞係鄺煦堃反駁的，他說胡適這種思想隻不過是根源於老子、耶穌、釋迦牟尼的教訓！”
李諭摸了摸下巴說：“確實有問題。”
李諭當初在美國告誡他們要先好好讀書，是為了積蓄力量，再做大事。
此時的胡適似乎曲解了這句話，隻強調當下的不抵抗。
而且語言本身是講藝術的，不同的表達方式體現出來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諭當時隻告訴他們這些留學生更要好好讀書。而胡適竟然堂而皇之寫了個所謂的“《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這不就是想代表全中國的學生嗎？
平心而論，此時的他還隻是個普通的學生，有幾個人願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數派，憑什麼一定要讓他代表多數人？
胡適這次顯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說：“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賠款發展海軍，割讓了寶島又覬覦遼東，現在更想貪圖青島。一味忍讓，要讓到什麼時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學生的信，“我看這個叫梅貽琦的寫得就很對，他同意學生的責任是讀書，卻不同意把一個學生非常留心當前國內的危機當作是疏忽了做學生的責任。隻有認真研究國家危機的學生，才能真正儘他的責任——就是解決亟待解決問題的責任。您說對不對？”
很多同期留美學生都認為胡適所提出的並非“清醒的愛國主義”，而是“不愛國的胡說八道”
李諭點點頭：“大是大非問題上，確應如此。胡適同學的一些觀點顯然受到純理論的影響，過於理想化，沒有考慮實際情況。但就算搞研究，也不應該如此。我給他寫封電報，讓他注意一點。”
金邦正說：“院士先生，您不是認識他的導師杜威教授嘛，也給他發一封。”
李諭說：“也好。”
胡適文章中的很多觀點壓根站不住腳，而且過於悲觀。
“如果有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複活過來。”
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使國家從死裡複活過來？難道靠一手挾著《聖經》，另一手挾著一本同樣有用的書，像是《白朗寧詩集》（胡適對它比任何其他書本都要熟悉），便辦得到了嗎？
所有人都必得承認，一旦日本實行武力占據，要驅除他們就必須使用武力。
從死裡活過來，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