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李諭順勢接管了藥廠全部的產業，唐紹儀和梁啟超在中間沒少幫忙。
唐紹儀此刻沒什麼官職在身，純屬一身輕。
梁啟超則是因為當了北洋政府財政部部長後才發現接手的是最燙手的一個山芋。
整個民國時期，財政一直一塌糊塗。在這個任上，你想做點事，門都沒有，隻能中飽私囊。
後來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典型代表。四大家族裡，宋家非常強，但宋子文這個人卻並不貪，或者說他已經不需要貪。宋子文又很懂經濟學，這讓他和老蔣之間很難對付，因為老蔣總給他出“難題”，導致宋子文辭職好幾次。
孔祥熙接了宋子文的班後，乾了什麼就不用多說了。
梁啟超更是屬於想做點事的，他上任後發現了一個契機：由於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庚子賠款自然不用還了。協約國如英法也都同意延緩五年支付，這樣每年就省下一千三百多萬銀圓。
換言之，北洋政府每年相當於多了一千三百多萬財政收入（歐洲銀行團控製著鹽稅和關稅，的確可以說成是收入）。
梁啟超想趁此良機進行幣製改革。不過嘛，這事壓根做不成。
更蛋疼的是，減免賠款後，北洋政府的財政仍然吃緊，還是需要借款。
關於借款，梁啟超倒是明白不能在日本這一棵樹上綁死。況且日本對中國的市場存在這麼重的依賴，要是讓日本控製了中國的財政，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除了對日借款，梁啟超一直想找其他的借款途徑。要是以前，還有英法比荷等選項，但現在他們打成一鍋粥，根本沒錢給北洋政府貸款。
隻能在美國身上想辦法。
曆史上，梁啟超曾趕赴美國，試圖說服對中國停止貸款多年之久的美國重新加入銀行團。
梁啟超知道李諭和美國那邊關係好，關鍵是和大企業有直接往來。就算美國的財政部不借款，大企業家願意出錢也好使，——這時的財閥說話很有分量。
李諭家中，梁啟超還來專門討了幾盒阿司匹林，他拿著這些小藥瓶說：“最近睡眠越來越不好，精力也開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導致的。”李諭說。
梁啟超深有體會，苦澀道：“我一直以為搞財政沒什麼難的，真乾起來才知道個中滋味。”
李諭問：“現在的教育總長還是範源濂？”
“是他。”梁啟超說。
李諭拿出一封信：“麻煩任公代為轉交。”
“有什麼事情？”
李諭說：“北洋政府對德宣戰，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濟醫工學堂是德國的產業，為防止德國人利用該校機械製造武器為由，當眾宣布解散了學校，並限令師生當日離校。我認為此舉過於激進，完全可以將學校改成華人董事會辦學，遷到吳淞鎮。”
梁啟超說：“我知道了，作為財政總長，新學校的款項一定會幫著批複。”
李諭拱手道：“有勞任公。”
這一屆內閣不少人都是研究係出身，辦事還算靠譜，可惜持續時間特彆短，隻有幾個月。
梁啟超走後，李諭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實驗室，鼓搗新的專利。
最近李諭的視力出現了一點下降，原因很可能是白熾燈微弱又刺眼的亮光。
他準備花點時間把熒光燈搞出來，這東西的優點相比白熾燈不要太多。
熒光燈從原理上就領先白熾燈一個檔次。
白熾燈是通過把燈絲加熱到兩千度左右的高溫來發光。
熒光燈則靠低氣壓的汞蒸氣在通電後釋放紫外線，具體點說就是汞原子的電子被激發後，由激發態返回基態時會放出紫外線。人眼當然看不見紫外線，但是燈管上塗了熒光粉，紫外線照射到燈管壁上的熒光粉，就發出了可見光。
熒光燈能耗很低，隻有白熾燈的五分之一，——白熾燈90%的能量都浪費在熱量上了。
同時，熒光燈的壽命也很長，畢竟白熾燈燈絲要加熱到兩千多度，啥材料也經不住這麼長時間的熱辣滾燙。
李諭準備先把專利申請下來，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還需要通用之類的公司生產，比如啟輝器之類，屆時可以在國內開個分廠，反正這東西技術難度沒那麼大。
熒光燈隻要造出來，絕對大賺特賺。
二十世紀初的電力供應緊張，很多人為了省電都不舍得開燈，要是能省那麼多電費，燈管還不容易壞，消費者百分百買單。
尤其是國內，一個大的發電廠裝機容量隻有區區幾萬千瓦，還不如後世一個普普通通的鄉鎮企業，太不夠看。
對了，多年前愛迪生也弄過熒光燈專利，但他的方向錯了，一直用X射線，而非紫外線，所以沒成功。
李諭知道愛迪生搞專利有一套，正好繞開了他的專利……
——
幾天後，李諭的大門又被敲響，打開門迎麵就是胡適。
“院士先生，冒昧叨擾！”胡適說，接著介紹身後的一人，“這是我的老鄉兼哥大同學，陶行知。”
李諭欣喜道：“你們好！快請進。”
陶行知和胡適都在哥倫比亞大學拜於杜威門下，但兩人的人生軌跡大不相同。
胡適一直保持一種西方範，主要和社會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則不一樣，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著眼於基層及農民教育。
雖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諭心裡還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幾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業。
隻是不知為何，陶行知的名氣相比胡適要小了很大一截。
“兩位從上海過來？”李諭問。
陶行知說：“是的，院士先生，我剛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適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國多年，回來感覺如何？”李諭又問。
陶行知說：“我比適之晚回國幾個月，坐的船剛到日本橫濱時，就突然聽到張勳複辟的消息，所幸沒幾天被壓了下去。然後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邊，滿目儘是目不識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