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後，蔡元培和李諭、魯迅、李大釗等人一同吃飯，本來想叫上辜鴻銘，不過他明顯不太想和一幫搞新文化運動的人在一起。
來到飯店，李諭問：“胡適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對付？”
“相當不對付，簡直是死對頭，”蔡元培笑道，
“一個剛剛留學回來的畢業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還有很多老先生無法接受。”
“適之教的什麼課？”李諭問。
“中國哲學。”蔡元培說。胡適在美國學的就是哲學，算他的老本行。
“學生們的評價怎麼樣？”李諭有些好奇。蔡元培對李大釗說：“守常與學生來往較多，應該更了解。”李大釗說：“昨天我聽文科學院成績最好的傅斯年評價，適之講的墨學一課不太理想，就像外國漢學家講中國文學，雖然有些觀點比較新奇，但大多淺嘗輒止，沒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適合中國人。”傅斯年是後來的史學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書。
他的成績相當出色，從入學開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頗有
“大哥範”，除了學問好，還長得很壯，能打架，講義氣，小時候就有很多人願意追隨他，現在更是北大學生中的頭頭。
“另一位成績很好的學生顧頡剛也有類似評語，”李大釗接著說，
“不過傅斯年對適之的總體評價不錯，認為‘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李大釗為了顧及老師的麵子，沒有說全，其實傅斯年最後還有一句：“你們不要胡鬨。”李諭笑道：“學生評價先生，有點意思。”這是初期北大的一種風氣。
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許多北大的學生官品就高於教習，出路也比教習好。
所以曾有放棄教習位置而寧做學生的，這個傳統讓北大學生有一種隱隱的優越感。
民國以來，北大的招生和教師聘請兩方麵比較隨意，沒有其他學校那樣嚴格的標準。
不少學生在某些方麵的學問真的超過老師，北大學生的回憶錄裡經常看到學生刁難教習的記錄。
而胡適能短時間在北大站穩腳跟，真的離不開傅斯年這個學生頭頭。後來胡適自己承認，許多學生覺得他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上的謀逆，認為他不配教這門課，要趕走他，結果因
“在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的傅斯年出麵乾預而作罷。胡適十分感慨：“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蔡元培說：“適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國學方麵比不上一些學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種在章門學習過的，所以不僅提心吊膽，也一直加倍學習。”
“這個我知道，”魯迅說，他也曾拜在過章太炎門下，
“適之經常拿一套《章氏叢書》鑽研，並且用新式標點圈點了整書，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詢問德潛。有時學到深夜，便隻吃個皮蛋對付。”李諭在多所學校開過講座，所幸沒有受到過什麼刁難。
李諭以為胡適過了學生這關就萬事大吉，蔡元培卻又說：“不止學生發難，北大現有的一些老師也認為適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麼？”李諭問。蔡元培說：“適之上課發的講義叫做《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位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老師在課堂上拿著適之的講義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隻看他的講義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
“哲學”這個詞對中國人來說很新，是近代從日本那邊轉譯過來的。既然連
“哲學”這個詞都沒有，中國古代自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西方哲學動輒就會談到一個詞——
“存在”，這是西方哲學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裡，並沒有一個確切的詞語相對應。
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並非什麼特彆重要的概念。因為中國文化太長，完全自成體係，沒必要去講西方的
“哲學”。後來胡適想通這一點，便堅持說自己研究的不是
“中國哲學史”，而是
“中國思想史”。思想這個詞就很有中國味。但此時胡適確實犯了個小錯誤，在北大，
“哲學史”三字是一個整體概念，即
“哲學的大綱”，而不是
“哲學之曆史”的意思。那位教授據此取笑胡適，笑得沒毛病。
“適之在北大還有那麼點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話文運動這個強項。”李諭說。
胡適總歸混得很不錯，成名相當早。幾人慢慢又談到歐洲大戰，畢竟北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
李大釗對這方麵最關注：“俄國的退出是今年歐洲大戰最重要的因素，我在報紙上看到列寧那句‘和平、麵包和土地’口號時，就知道東線戰場要結束了。”魯迅說：“不僅俄國，今年法國的兵變鬨得也很大。兩邊都出事，真擔心德國趁勢反撲。”
“沒這麼簡單，”李諭說，
“法國軍隊的嘩變並非俄國那樣的革命，可以壓下去。而且美軍參戰後，西線戰場上德國麵對的壓力隻怕會更大，最終的決戰要來了。”法軍年初發動了一次大反攻，由接替霞飛的新任總司令尼維勒發動。
不過他的作戰計劃在戰前就被德軍全部知曉，因為尼維勒竟然到處演講，給士兵講了具體戰術……開戰後，尼維勒調集了大量火炮進行火力覆蓋，要強攻德軍布置的興登堡防線。
但等法軍的火炮彈幕結束後，德軍的塹壕、碉堡和炮台並沒有受到太大損傷。
法軍步兵進攻時，一戰戰場上最出名的死神馬克沁機槍就開始收割了。
尼維勒攻勢可以說毫無進展，法軍被打殘，西線從此主要由英軍和德軍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