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 第 145 章 變法(1 / 2)

【“縱觀明朝二百多年, 真正稱得上政治家的寥寥無幾,而張居正是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政治家。”

“當然,彼時還年輕的張居正一開始是還沒有想過要變法, 但是這時候他已經為那個充滿痛苦的世道而動容。”

“那時候還年輕的時候張居出門遊曆,在遊曆的時候他就慢慢開始發現了各種社會問題, 他在《荊州府題名記》說:“田賦不均, 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而這一切使他未來從政道路堅定了理想。”

李一搖頭道:“其實明朝到萬曆登基時,已經立國兩百年了, 按照王朝周期性來說,這幾乎已經是一個王朝的末期了, 大明能再延續多久誰也不知道, 而彼時的世道如何呢?

政治腐敗、邊防鬆弛, 民窮財竭, 可以說大明已經到了山窮水儘的局麵了。

也就是說, 這時候隻要隨便來個天災, 大明可能就撐不下那種,而天災往往伴隨著人禍, 或者說是起義。

所以說這個時候的大明居然能迎來張居正, 也著實不可思議,這改變了大明的國運。”

“當時的張居正也洞徹了這些,他指出那個時期社會存在五大積弊, 也就是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

“就是說當時吏治的腐敗, 官員朋黨成群, 而朝中大臣趨炎附勢諂媚成風,互為傾軋,黨爭日烈。

地方官員則毫無為民之心, 他們貪墨公款,無補時政,而土豪劣紳與日俱增。

在這樣的世道下導致土地兼並情況相當嚴重,尤其是王公貴族、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

當時有歌謠是這麼唱的:

“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

“為田追租未足怪,儘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

是不是很可悲,而這就是那個世道,一個土地兼並,流民失所的世道。

在這樣的社會下,朝廷的稅收日益減少,但支出卻與日俱增,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朝廷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

還有就是軍費問題,當時大明的軍費支出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

而據說當時的現銀隻夠3個月的開支,京倉存糧也隻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這意味著這個時候明朝的財政已經拮據到瀕臨崩潰的地步。

彼時北方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而南方局部騷亂時作,中原黃河屢次決口,動輒漂縣數十......可以說,大明是在慢性死亡了。”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些問題,但是意識到問題是一回事,如何解決,有沒有魄力解決是另一回事。

而絕多數人都無能為力,也沒有那個決心去改變,隻是麻木的、隨波逐流的等待毀滅的那一天到來。

可這個時候的大明遇上了張居正,他告訴所有人,他有這個決心。”

“張居正當上首輔之後,就輔佐皇帝進行了十年改革,這是一場大明前所未有的風暴,涉及到所有人,張居正麵臨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從始至終都沒有放棄。

曆史上稱這一時期為萬曆新政,也就是張居正改革。”

“改革之初他就決心先整頓吏治,這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係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啟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

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

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麵,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棱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

在當時,唯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這樣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

變法最怕就是下麵的人不按照規定的措施來,而張居正顯然是抓住了這個核心。

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製度,張居正於萬曆元年創設並頒行考成法。

考成法核心就是製定嚴格的時間計劃表,規定官員做什麼事,什麼時間完成,要做到什麼程度達標,而且完不成或者乾不好就被辭退。

很嚴厲但是很有效。

考成法可以說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製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

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製,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

同時又促使官員百事惟謹,政風大變,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稅,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畢竟有錢才能辦更多的事情。”

“當然,考成法無疑是好用的,但是這並不是人人都願意接受的。

改革之初,也就是推行“考成法”時張居正就遇到阻力,但他很聰明的搬出太祖朱元璋《大明會典》,以“祖宗成法”來推動新政。”】

朱元璋眼睛一點點亮了他摸著下巴,喃喃道:“這個考成法,聽起來可真不錯的樣子。”

其他人:……他們覺得不太行。

【“經過改革,明朝政府辦事效率顯著提高,史書上對此的形容是:雖萬裡之外,朝下而夕奉行。】

李世民想了想,“參考一下還是不錯的。”大家情況不一樣,倒也不必看見個好政策就拿來用,不過還是可以適當參考彆人是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的,自己用不上,萬一子孫用上了呢。

【“在軍事上,他與蒙古人達成和議,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守北方,使北方無外患之憂,內地穩定。”

“當時他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外示羈縻、內修守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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