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鏡：
【提及宋元貨幣, 很容易令人想到紙幣。
北宋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元朝更將紙幣作為主要法定流通貨幣。
事出皆有因，紙幣憑什麼取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
回顧曆史發展脈絡, 先看一看宋朝之前的唐代貨幣製度有哪些變化。
自漢武帝改始皇帝的“半兩錢”為“五銖錢”, 這種銅幣形製延續七百多年。
即，以重量為名稱來命名銅幣。
有時銅錢的實際重量與名稱「五銖」不符合, 比如三國蜀漢的“直百五銖”實重遠遠超過了五銖, 但命名規則持續著。
時至唐朝，在銅幣上的最大變化就是改重量命名為年號命名。
“開元通寶”，很多人誤以為它是年號錢的開端, 因為唐玄宗李隆基使過「開元」作為年號。
事實上，它是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四年所鑄造的錢幣, 其名由書法家歐陽詢製詞書寫。
「開元」意為開創新的紀元。
此詞漢代已有, 班固的《東都賦》中寫到“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
「通寶」一詞從前未見於錢幣之上，其意為通行的寶貨。
“開元通寶”不是年號錢。
李淵鑄造此錢幣，是終結南北朝混亂的幣製，賦予了唐朝錢幣將會開創新紀元的寓意。
大唐將掀起曆史的新篇章，就從錢幣形製開始，與從秦漢起七百多年的重量命名法徹底區分開來。
唐高宗李治的乾封元年，鑄造了“乾封泉寶”, 這是正式的年號錢。
自此，銅錢不再稱「XX+重量」, 而稱呼為「00+通寶/寶/元寶」。新的年號錢形製延續千餘年, 直至清朝末年為止。
彆小看命名方式的變化，其背後體現出社會風俗習性的變遷。
唐朝開始全麵改稱“年號錢”，正說明貨幣的威力在不斷增大。其影響之大讓帝王要在錢幣上冠以年號以示皇權威望。
不過, 唐朝的經濟並非完全以銅錢為主體。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中寫到“唐時民間多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曆以前，嶺南用銀之外，雜以金、錫、丹砂、象齒”。
絹帛在唐朝幾乎約等於貨幣，對外邦貿易時無法使用，但在大唐境內被人們廣泛使用。
絹，貴價絲織物，用作大額支付；布，棉麻織物，百姓們用其進行小額支付。
買毛驢、買書畫、買仆從等等，都能用絹布作為貨幣來支付。
若是布帛難覓，則會實行實物經濟，以物換物。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歸結於魏晉南北朝混亂多年，而讓錢幣流通更混亂，使得唐初的銅幣供應緊張。
在安史之亂後，物價大幅提升又讓銅幣不夠用了，所以出現了銅錢與布帛兼用的情況。
缺少銅錢的同時，大唐的商品市場規模超越了以往朝代。不隻是境內市場，更在對外貿易方麵不斷擴大。
“飛錢”應運而生。它尚且不能論作紙幣，但已經具備票據彙兌功能，主要用於大額交易。
讓人們擺脫隨身攜帶大筆銅幣的麻煩，而以紙質憑證進行異地存取款。
紙質彙兌製品的出現與印刷業亦密不可分。
雕版印刷術在唐朝被發明出來，為批量製作紙質憑證提供了技術支持。
隨著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大宗貿易增加，外加銅幣流通量不足，不僅僅催發了唐朝產生“飛錢”，在唐朝後期也讓白銀黃金貴金屬進入了流通貨幣的行列。
五代十國時期，因地方割據勢力的各自為政，令幣製無法統一而陷入混亂。
宋朝建立後，未能似唐初形成強有力的大一統格局。從政治軍事上看，弄丟了燕雲十六州；從幣製上看，亦形成了地方割裂狀態。
不再是統一使用銅錢，四川最先使用起鐵錢。
不同地域進行貿易，勢必要進行鐵錢與銅錢兌換。這就埋下了複雜的經濟問題。
舉個例子，四川與的甲乙丙三地的鐵銅錢比值各不相同，勢必影響到甲乙丙三地的銅錢購買力有高有低。
這時就需要高明的中央宏觀調控，令三地經濟平衡發展，否則會出現地方性混亂。
此過程中更要警惕外部戰爭導致貨幣貶值。
偏偏有宋一朝重文輕武，邊境上就沒幾天真正太平過。
惡性循環開啟了。
軍事上的弱勢，導致政治上的弱勢，引發了經濟上的混亂。另外，商貿規模越是增大，越是需要高執行力的經濟政策去調控全國市場，但是大宋全都做不到。
除了商貿交易擴大的因素之外，向遼金納貢加劇了大筆銅幣外流。
由此在混亂中開啟了白銀進一步貨幣化，也加速了紙幣的使用範圍。
時至元朝，政局終於大一統，開啟了以紙幣為主的時代。
忽必烈本來想效仿南宋將銅幣與紙鈔並用，但後來聽取開國功勳劉秉忠的建議全麵使用紙鈔。
其原因有說與陰陽五行數術相關。說是錢幣屬陽，紙鈔屬於陰。中原是陽明之地，漠北是幽陰之所，元朝興起於陰幽，則因用紙幣。①
不過，元朝不滿百年的統治，並非沒有鑄造過銅幣。
一種是「供養錢」，顧名思義與敬神禮佛相關。
另外，元武宗與元舜帝短暫鑄造過用於貨幣流通的銅錢。
官方規定要使用紙幣，但是法令能有多少被貫徹執行仍是一個問題。
民間仍有流通宋朝時期的銅幣，也就不可能徹底禁止金屬錢的使用。
大麵積使用紙幣，究其根本原因與利益相關。
被禁止流通在境內市麵上的貴賤金屬錢幣，不是被窖藏起來，而是被統治階層與豪富作高價流向了境外。
銅幣通過貿易大量流向日本，出現了用黃金換銅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