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琳幾乎回憶不起來諾頓向她求婚的那天晚上的其它細節了，她隻記得自己答應了這個男孩的請求，決定與他一起“私奔”。
在諾頓的陪同下，她連夜返回了清水宅，拿上了一切她所必需的東西，出生證明之類的文書，還有一些照片和生活必需品，毫不留戀地離開了這個不曾真的帶給她快樂的地方。
接下來的日子就在各種瑣碎的法律工作裡匆匆度過了。諾頓幫她重新找了一位律師，他外祖父的公司在日本負責一些廉租社區和福利社區的房地產項目，在當地還有一些關係，他來日本本就是為了給這公司做顧問的。（雖然喬琳很懷疑沒什麼工作經驗的他到底能做些什麼顧問工作，不過這也許就是富家子弟繼承家族事業剛開始的做法吧。）
喬琳拿著自己的出生證明去了美國駐日大使館重新補辦了身份證件。幸運的是她的材料齊全，她幾乎沒怎麼受到傳聞中的官·僚·主·義製度的刁難，以一種可以接受的速度在一個月內就拿到了新護照。
就在她拿到新護照的當天，她跟諾頓就向大阪的有關部門提交了日本的婚姻申請書，作為兩名在日的美國公民，他們在日本所需的結婚材料非常簡單，隻要從美國大使館拿到相應的證明就行了。他兩各自在自己的申請材料上宣誓，他們已經達到婚齡，可以合法締結婚姻，而且完全處於法定的單身狀態。
美國大使館提供的材料簡單得要命，事實上他兩的婚姻雖然理論上在美國國內也受法律保護，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法律義務向美國大使館通報自己的婚姻狀況，所以實際上唯一可以證明他們已婚狀態的文書就是日本方麵出具的登記證明。從實踐角度來說，他們的婚姻幾乎在美國無法查證。
但不管怎麼說，18歲的喬琳·阿普爾比和21歲的愛德華·諾頓在美國獨立日這一天成為了一對合法的夫妻。
喬琳當然沒有隨“夫姓”，他們沒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都還有些默契在。兩個有點昏頭的年輕人都打心底裡知道這段婚姻可能隨時土崩瓦解。
但是婚姻狀態確實影響了一些東西。
比如說，喬琳順利地拿回了祖父留給她的信托，這件事比他兩預想中順利不少，這可能要歸功於多個原因，信托是離岸信托，她是美國公民，她拿到了委托書原件，這些都對她有利。清水家居然沒來糾纏她，這讓她和諾頓都著實鬆了口氣。
不過她也明白，這不是說清水家突然良心發現，而是他們再沒有立場去糾纏她，特彆是那些矯飾的親情假麵被剝下後，她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家庭”，他們就再也沒有依仗了。
這段時間喬琳和諾頓一起住在諾頓在大阪的家裡。諾頓不能再像之前一樣無所事事了，他得開始投入工作，一邊閱讀日語資料，一邊出去實地考察。在喬琳需要的時候，他也陪她去東京或者什麼彆的地方處理事情。
此時日本房地產市場正在動蕩不安，在經曆了過去1988-1991年間的房價橫盤後，日本房產突然降溫，過去曾經被“特色小鎮”之類的噱頭拉高的中小城市房價開始大幅下跌，各路經濟從業人士對此解讀五花八門，不乏有人認為此時是房產抄底的好時機。諾頓家的房地產公司自然也被市場洪流所裹挾，諾頓雖然不主事，卻也因此忙得焦頭爛額。
即將大爆發的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會在未來被視作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起點，但此時身處其中的人們卻很難從大局掌握時代發展的趨勢。
不過這些事情與喬琳無關。她的信托資產結構決定了她未來５０年都可以隻靠生息活得很滋潤，頂多在房地產投資上略有受損罷了。況且她已經將資產打理委托給專業人士，她對這些事一貫是不怎麼懂的。
但是這些時事也確實影響到了喬琳。他們兩個目前住在諾頓公司給他們安排的房子裡。這是一間大阪地區常見的一戶建建築，麵積並不大，設施齊全。
她現在因為在大阪找新學校入學的事情還沒有辦妥，所以每天待在家裡無所事事。但是諾頓卻天天跑在外麵，特彆是現在喬琳身上的麻煩已經基本解決了，諾頓更是每天都在公司待到很晚，喬琳常常等不到他回來就已經睡著了，一周能碰麵的時間竟越來越少。
儘管他們實際各自住在各自的臥室裡，但是喬琳還是覺得自己越來越像日本家庭裡的那種傳統主婦，每天的日子就是等永遠都等不到的丈夫回來。
即使他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夫妻，這種日子喬琳也覺得無法忍受。她像個孩子似的渴望她的玩伴，她名義上的丈夫埃迪能像之前那樣陪著她。
不過，諾頓真的忙到深夜才能到家嗎？諾頓自己心裡清楚，他並不把日本的這份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事業，他在公司的作用也沒重要到這種程度，每天晚上磨磨蹭蹭不願離開工位，還與日本同事到處續攤喝酒，實則是一種逃避。
結婚的衝動過後，他突然不知道要怎麼麵對喬琳。事實上，他並不真的了解喬琳，喬琳也不真的了解他，他們年齡差不算太大，但是人生經曆卻全然不同。
他有點自嘲地想，婚姻果然始於衝動。
他是喜歡這姑娘的，卻也遠沒有到要與她許諾終身的地步。況且對這姑娘來說，他也不過是泥沼裡的一個蔓藤，她隻能抓住。
他確實對這姑娘有種揮之不去的責任感，他像兄長一樣照顧她，但是他不知道她到底怎麼看待他們之間這段過於草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