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馬思遠說這話,史佳妤趕緊拽了拽他的袖口。
“說什麼呢……”
馬思遠立即把頭彆了過去，氣鼓鼓道：“反正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史佳妤也低下了頭，隻有楚孑疑惑道：“什麼事啊？”
他們說的關於屠鑾教授的事似乎是那種曆史學院人儘皆知的傳聞,應該隻在小範圍內傳播了，楚孑之前在網上並沒有看到相關信息。
學生去打探自家導師的性格、作風已經並不是什麼罕見的新聞了，現在做研究講究的是雙向選擇,不像以前的“師父大過天”的時代了。
所以他對自己這位導師的好奇已經達到頂峰了。
但馬思遠並沒有在這裡把那些事都講出來的意思,在他們這種學生眼裡，八卦教授終究還是一件不雅的事。
史佳妤見周圍人的目光都在他們三人身上,趕緊轉移話題,拿起楚孑的另外兩本書：“你在看《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和《洛陽燒溝漢墓》嗎？”
楚孑這才點點頭：“對，閒來看看。”
“很好啊，”史佳妤讚許道，“如果你之後去研究秦漢考古，那蘇秉琦先生*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和《洛陽燒溝漢墓》的確都是避不開的書。”
楚孑正是因為此才借閱的這兩本書。
要說蘇秉琦先生,那可真是考古學界鼎鼎大名的先生，曾經是考古所三室,也就是秦漢教研室的主任，後來又主持發掘了鬥雞台。
鬥雞台位於陝省,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先民生活的痕跡了,後來還形成了劉家文化、商末周初和秦漢文化三個繁榮的時代。
鬥雞台祭祀陳寶可是秦漢時期舉全國之力，規模相當宏大的國之大典，陳寶祠在秦漢700多年的曆史之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帝王每年都要來看一次的。
而蘇秉琦先生正是因為主持了鬥雞台的發掘，積攢了非常多的秦漢考古方麵的經驗，後來才被調去燕大新成立的考古專業授課。
要知道那時候也是我國考古專業剛剛起步的日子,老師們都沒有講義，隻能口述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薪火相傳”才培育出了我國第一代的考古學人。
而這本《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就是蘇秉琦先生親自撰寫的，不過與其說它是一本書，不如說它其實是一本考古報告。
如果不是考古專業或者對考古有濃厚興趣的人，一般很少有心思去翻越考古報告。
因為與和書籍相比，考古報告非常枯燥，通常就是XX墓，多長多寬多深，發掘出了一二三四……
就這樣平鋪直敘的一直記錄下去。
而蘇秉琦先生的《鬥雞台東區墓葬》又堪稱考古報告的範本，裡麵的內容詳儘極了。
最鮮明的特色，就是這本報告是一個墓一個墓分開去記錄的，想想那時候隻是一九四八年，新華國還未成立，正是一切都還沒真正開始發展的年代。
蘇秉琦先生就
帶著那樣一批考古人，從材料、分類、形製等等幾個方麵，將一片片墓葬悉心的記錄，連挖掘出的每一個瓦片都沒有錯過，還繪製和拍攝了一百三十餘張圖片。
鬥雞台東區的墓葬經過蘇秉琦先生和相關學者的分類一共有一百零五項、二百三十四目，他們還將這歸類、排比並分為了大組，天知道是多大的工程。
要知道，那個年代可是沒有計算機的，這種運用形式邏輯對墓葬進行係統整理的方法堪稱開天辟地頭一樁，直接為我國考古類型學方法論奠定了基礎。
楚孑雖然知道這本書的分量，但同時也不免覺得可惜。
因為在解放之後，有一批學者並沒有完全遵照蘇秉琦先生的做法，而是習慣寫另一種報告：將一堆墓葬，比如幾百個，先進行分類，然後每一類挑其中幾個著重描寫。
在他們的眼中，蘇秉琦先生的報告是在搞“器物排隊”，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繁瑣哲學，是應該被舍棄的，因為一點都不“進步”。
結果，這幫學者寫的報告不僅有的分類完全不對，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細節全都漏掉了，而且，再加上解放初期的考古水平不太高明，很多事都無法追溯補充，這就形成了諸多遺憾。
比如位於燕京的明定陵、殷墟婦好墓原本的文物擺放等等……
更何況，當年我國也經曆過一些行差踏錯的時代，浮誇之風同樣影響了考古界，導致出現了很多“小墓挖掘出文物十萬件”的類似報告，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啼笑皆非，而那些墓葬發掘時的樣子也隻能永遠留在神秘當中了。
所以，正是這樣的後來事，才更能體現出當年蘇秉琦先生的智慧與高瞻遠矚。
墓葬一旦被發掘之後就再也無法複原了，所以發掘時的報告多詳細也不為過。
史佳妤說到這裡，就俯過身：“不過還有個小八卦和你分享一下。”
楚孑疑惑：“什麼八卦？”
“你知道當時蘇秉琦先生為什麼能讓這麼多考古隊員都耐住性子嗎？”史佳妤眨眨眼，“原因很簡單，就是鈔能力。因為蘇秉琦先生曾經很有錢，是中晚年才因為時代逐漸沒落的，當時要不是他自己出了那麼多經費，也沒有鬥雞台考古發掘的精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