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沒有朝會，朱銘去辦公隻遲了一個半小時。
快到中午的時候，朱銘看到了一封奏疏，當即說道：“把胡安國叫來，午膳多準備一份。”
胡安國來到垂拱殿時，午膳已經備好。
朱銘說道：“過來一起吃。”
“謝陛下賜食。”胡安國趨步上前。
太監抱來一張椅子，放置在皇帝辦公桌案旁邊，君臣麵對一堆奏疏和資料吃飯。
朱銘問道：“學田問題這麼嚴重？”
胡安國說：“前宋末年裁撤了許多官學，大明開國之後，陸陸續續予以恢複。尤其是滅金之後，官學數量恢複更多。現在江西丈田完畢，全國學田總算能全權統計了。情況確實糟糕，須得朝廷頒布詔書來統一治理。”
“也可。抓一些典型，抄家流放吧，反正邊疆需要充實人口！”朱銘點頭。
“陛下聖明！”
胡安國對此極為支持，他甚至希望能殺一批。
因為侵占學田的都是豪強或大族，那些家夥自己不缺錢糧，卻跑來砸讀書人的飯碗。
當真該死！
宋代的學田製度，是在慶曆新政時確立的。
各地官方學校皆獲得土地，一般是500畝地。後來提高到1000畝，但很多學校沒那個條件，依舊隻有原來的500畝。而個彆重視教育的地方，學田能達到3000畝！
這些學田皆由學校管理，租給農民收取糧食或錢財。
由於不用交稅和服徭役，農民佃耕學田是很劃算的。校長為了名聲，也多半不敢亂來。
有了各地學田收入托底，朝廷對教育經費也沒那麼頭疼。
北宋最後一次教育統計，是在宋徽宗大觀年間：全國共有官學生16萬餘，有教室和宿舍9萬多間，擁有學田一千多萬畝。每年收取學錢300萬貫、收取學糧64萬石（學錢和學糧，既包含自費生的學費，也包含學田的收入）。
胡安國說道：“最後一次統計是大觀年間，但蔡京後來又大力辦學，到政和年間達到了極盛。當時沒有確切統計，但據臣所估計，政和年間的官學生至少有20萬人！很多新建的學校，根本難以配給學田。也有官員為了討好蔡京，巧取豪奪百姓土地做學田。”
“全國20萬官學生，難怪蔡京後來要廢除大量官學。”朱銘能夠想象當時的財政壓力。
胡安國說道：“如果有學田支撐，再加上一些外舍生自費讀書，其實朝廷是不必再撥太多經費的。但學田被形勢戶侵占太嚴重了，他們通過各種手段佃耕學田，卻又不給學校繳納田租，也不給朝廷繳納田賦。學校的教授、教諭無力催要，地方官府又事不關己，各地官學隻能向朝廷索要錢糧辦學。”
“另外，蔡京裁撤學校時，地方形勢戶趁機大肆侵占學田！”
“著實該死！”朱銘唾棄道。
其實世代書香的大族，還真沒幾個侵占學田的。不但不侵占，偶爾還給學校捐錢，甚至是直接捐贈田產。
侵占學田的主力，是那些地方豪強。
他們家裡沒啥能做大官的人才，卻又通過經商、占田、采礦、勾結官吏，成為盤踞州縣的地頭蛇。大族不屑跟他們打交道，地方官也不願得罪他們，學校被侵占了土地隻能吃啞巴虧。
朱銘說道：“前宋的學田製度必須改革。根據學校的規模、學生的數量、學校的等級，製定每所官學的學田定額。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準接受學田捐贈。”
胡安國難以理解：“為何學校不能接受田產捐贈？富戶支持辦學，這不是好事嗎？”
朱銘說道：“大明新朝嚴查田畝，大戶田產今後難以詭寄給廟觀和小民，而且攤丁入畝後還要按田產收取丁役錢。田產越多，交稅越多。無法詭寄給廟觀，無法詭寄給小民，那就肯定有人詭寄給學校！”
“竟還能這般？”胡安國大為震撼。
他也是做過地方官的，但沒有遇到過如此操作。
因為北宋官府管理鬆懈，田產可以輕易詭寄給廟觀和小民，根本沒必要寄在學校裡偷逃賦稅——學校裡都是讀書人，這種事兒容易鬨得人儘皆知。
朱銘說道：“先吃飯吧。”
胡安國開始夾菜，腦子裡卻想著給學校詭寄田產的騷操作。
操作起來非常簡單，什麼都不需要變動，大戶隻須把田產掛靠在學校名下，就能完美逃避田賦和丁役錢。
而校長如果是貪財的，收取好處費肯定樂意配合。甚至校長還能博得美名和政績，畢竟在他的管理之下，地方士紳踴躍給學校“捐田”。
甚至捐贈的學田多了，給校長的好處費多了，大戶還能安排子弟違規入學！
這種情況，不是有可能出現，而是必然會出現！
又扒拉幾口飯菜，朱銘說道：“勒令全國官學校，自查學田數量上報。製定好新的學田標準之後，由地方官府重新分配。學田超額的賤賣給原耕佃戶，學田不足的想辦法補上。地方官如果查到詭寄學田、侵占學田者，可抓起來押付法曹、按察司審理。該抄家抄家，該流放流放，地方官可以獲得政績！一年之後，我會派禦史隨機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