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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北京已複，請修《明史》。”錢謙益在朝會上請求。。。
趙瀚點頭說：“可。命翰林院史學館編修《明史》，錢謙益為總裁，王調鼎為副總裁。”
“臣領命！”錢謙益大喜。
這事兒早就定下了，拿到朝會上說，是顯得特彆重視。
錢謙益雖為總裁，但隻能從專業領域任事。真正執掌全局的，反而是副總裁王調鼎，這部《明史》必須編得符合大同理論。
至於張溥，又病重了，每年都要患病臥床，但就是一直死不了。
趙瀚又對刑部尚書陳文魁說：“陳文魁暫時卸任尚書職務，搜集這些年的案例，結合曆朝曆代刑法，編撰一部《大同律》。《大同律》分為憲法、禮法、刑法、民法、工商法、出版法、土地法七個部分。憲法暫時不用編，我親自來編，什麼時候編出來，這個實在說不準。”
此事沒有提前商定，李邦華疑惑道：“陛下，禮法可以理解，這出版法又為何物？”
趙瀚拿出一本書，扔在眾臣身前：“這本《故明遺錄》，通篇胡說八道，裡麵有不少編排朕的篇幅。私下罵朕無所謂，但寫成書就不能忍了。朕知道有一本書，叫做《穀山筆麈》，作者知道辯偽，讀者恐怕寧可信其有。那本書裡，萬貴妃都成什麼樣子了？出版法，就是專門管理圖書刊印的法律！”
關於萬貴妃的黑料，最初源自於慎行《穀山筆麈》。
但是，
於慎行在寫書的時候，專門加了一句：這些事情，是一個老太監說的，可能是老太監在造謠。
毛奇齡編寫《勝朝彤史拾遺記》，引用了於慎行的內容，卻把原作那句存疑給刪掉。毛奇齡又編過一陣子《明史?後妃傳》，將《勝朝彤史拾遺記》原封不動搬過去，於是野史直接變成了正史。
毛奇齡就是那個杠精，得罪趙瀚被扔去做小官，又在山東主持懲治了孔家。
“該當如此。”李邦華連忙附和，他也看過《穀山筆麈》，這本書在萬曆年間就很火了。
趙瀚又定性說：“《禮法》部分，涵蓋綱常禮節，但是必須進行大改！就拿喪禮來說，可以操辦喪事，但不得請戲班子吹吹打打，也不得請和尚道士做法事。朕是遵循古禮，不說三代，就是漢唐，哪家死了父母會請戲班子？還有，三年服喪期太長，父母故去隻需服喪一年！《禮法》中的婚姻部分，大致沿用《大明律》，但夫為妻綱的注解該改一改。夫妻各行其道，便是倫理綱常，夫不賢則妻可求和離。夫喪，妻可改嫁，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攔！”
“臣謹記。”陳文魁拱手領命。
趙瀚說的《禮法》，其實就包含《婚姻法》。
但古代的家庭，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趙瀚隻能儘量約束到每戶最多十人。
這是生產力所決定的，以古代的生產力，還沒達到普遍分裂為小家庭的地步。
《禮法》在古代非常重要，就拿《大明律》來說，開篇的大量內容全是禮法。
陳文魁問道：“陛下，《出版法》可有什麼指示？”
趙瀚說道：“第一，不可罔顧事實造謠生事；第二，不可違背公序良俗。”
陳文魁瞬間抓瞎了，這說了等於沒說，完全是模棱兩可的指示。甚至在執法的時候，也具有無限的可操作性，官府想禁一本書，直接指定其違背公序良俗便是。
“好了，不說這些，”趙瀚說道，“今天的朝會，再來聊聊彆的。朕今日讀書有所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何解？”
趙瀚的朝會，其實已經變成經筵大會。
除了給官員灌輸天文地理知識，灌輸開海對國家的益處，還經常討論儒家經典――爭奪儒家經典解釋權！
張溥拖著病體，立即回答：“回稟陛下，朱子在《論語集注》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還引用了程子的話。孔夫子有教無類，並非不使民眾知曉道理。而是百姓著實愚昧，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懂。因此在治國之時，隻要讓百姓知道如何做，沒必要讓人人知道為何這樣做。此無奈之舉也。”
“非也，”錢謙益說道，“朱子的注解說，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意為百姓懂得怎樣做即可，不能讓百姓知道為何這樣做。此為治民之道，人之思想，千差萬彆，就算是同一個道理，麵對同一個事情，不同的人，也會產生不同的想法。讓百姓知其所以然，必然亂象平生，不如讓他們不知道。”
張溥反駁說：“那朱子為何還要引用程子的話？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釋，難道是要讓陛下行朝三暮四之術？”
程子的注解是：如果說聖人不讓百姓知曉道理，那屬於後世朝三暮四的治國之術，並非聖人的本心。
錢謙益解釋道：“朝四暮三之術，是指本心為何。若出於蒙蔽百姓，則為朝三暮四之術。若出於治國安民，則非朝三暮四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