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謙的文章, 篇幅字數是五人當中最少的。
而且，乍聽起來, 並沒有太多出彩之處, 可細品之下, 才嚼出滋味。
初時，在白景書點出“名仕”一點後，夏謙再次提出，齊司業和博士們，已然沒有了先前的驚喜感, 不過想著“興許兩人論述的方向不同”這點, 還是耐著性子聽了下來。
前頭，夏謙寫的精簡, 隻大致提及了“名士”和“名仕”對國家和百姓的榜樣作用。
不過, 雖說精簡, 但卻是字字珠璣。
比如，曆史上一位有名的名士，極擅以梅作詩, 在當時社會引其風潮, 常以“詠梅詩”論才學高下。
再比如，曆史上還有一位名臣，擅長以舌戰嘴辯而熄滅了戰火，為當時動蕩的國家贏得了喘息之機, 其休養生息後再次崛起, 打了他國一個措手不及, 最終成為最強國，以至於當時的朝臣以此效仿，多修口辨之能力，君主也更重視口辯能力強的臣子，使得口辯文臣迎來了仕途的春日。
夏謙的格局放的極大，雖套路是文山鳴和白景書的合二為一。
但是夏謙寫的有意思的一點是，他將“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落於推動當時社會的形態發展，而不是專隻對某一類人的榜樣影響。
但如果隻是這般，並不足以讓煙雨先生陷入糾結。
偏生夏謙寫得彆出心裁，還前後呼應。
先前他舉例的那位名士和名臣，話鋒一轉，便起了另外一個話題。
擅“詠梅詩”的名士，其後被世人供奉得聲望極高，以至於恃才傲物，偏激行事，但凡不會“詠梅詩”的學子，便被他打上了才疏學淺的標簽，也因其社會多以“詠梅詩”評判才學高下，而流失了很大一批真材實料的學子，於國家於社會，均是不利。
而名士的下場也沒落得好，當時的君主便是不喜作詩之輩，一度認為以“詠梅詩”論才學，實為滑稽，要肅整這不正之風，便要從源頭入手，所以，那位君主借故推行新策，將“策論”作為衡量才學的主要標準之一，以此招致了名士的側麵抨擊，便順手給名士安上了一個“非議朝政”的罪名，收押關禁。
而那位口辯名臣亦是同樣，時局更替，在休養生息之時，可推崇“以舌止戰”，但要統一列國時，“武力”才是最大的拳頭，新君主登基之後，朝臣皆修“口辯之能”，如何能征戰四方，之於此時，口辯名臣的榜樣作用便成了壞處，於是最後，新君主捏了個名目將口辯名臣罷了官。
這後麵夏謙起的話題，才是最讓煙雨先生驚歎的。
用同樣的兩個人的一生，來做前後對比，明麵上看似隻是辯證地論述了“名士”和“名仕”榜樣作用的好壞，但深層次細品，卻能發現夏謙在傳達一個“凡事皆有度”的思想。
不論這兩位“名士”還是“名仕”，最後造就不好的落幕，皆是因為其榜樣作用的影響能力，對當時的社會格局影響不好，至少在當權者眼裡。
換言之，其影響範圍超過了當權者的預期。
若這兩位“名士”和“名仕”，隻是小範圍的影響一小眾，不會對影響到整個社會格局，當權者也不會費力氣去收拾他們。
這便是一個度的問題。
名望雖好，可高位難坐，身為極具名望的“名士”或“名仕”更要小心。
雖“達則兼濟天下”，可彆忘了，天下是聖上的，不論，“名士”還是“名仕”，絕不能越過聖上的心中的“度量衡”。
揣測聖意，分析時局，完善其身，掌握尺度，亦是真正的名士和名仕的一種修行。
寥寥幾筆，卻將如此深層次的分析，層層疊進，引人深思，如何不讓煙雨先生驚豔。
甚至於，他看向夏謙的目光閃爍著一絲“孺子可教”的慈愛。
這孩子，比他想象中成長的還要快。
而反觀黎青顏，因著她是最後一個演講的人，前麵四人，其實將該說的該延展的大部分出彩點，都講的差不多了。
落在黎青顏這裡，她若想要再次驚豔眾人，尤其還有夏謙這篇文章的珠玉再前。
講真，留給她發揮的餘地並不是很多。
但煙雨先生確也有所留意，黎青顏從頭到尾，都沒有因為夏謙所講的文章產生過一絲慌張之意。
亦不是胸有成竹的篤定，而是處之不變的淡然。
直至黎青顏開口洋洋灑灑地講述她的觀點後，煙雨先生才明白她這份淡然是為何。
因為，她的中心點同前麵四個人全然不一樣。
黎青顏把著自己的文章，眉骨壓低，清清冷冷的聲音飄於眾人耳中。
“學生私以為單論某一位‘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到底過於局限……”
一句話，就將自己的文章和前麵四位的分割了開，因為前麵四位皆是單論了具體某一位“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
也由此句，引發了在場所有人的興趣。
而其後，更是振聾發聵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