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之中，主要是孔子與弟子交流之言，雖與王公交談，諸如魯哀公、魯定公、齊景公、衛靈公等等，但內容也並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諸王諸公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如魯平公、齊宣王、滕文公等，《孟子》開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書中甚至多有當麵批評和頂撞諸侯之言，這在《論語》中是少見的。
這雖然說明當時儒家更受諸侯尊重，說明孔子與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說明一件事，孟子對宣揚自身政治主張的欲望更加強烈，直到屢次失敗後才放棄，開始專心教書育人。
孔子曾經從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魯國要職，所以他雖然講仁義，也談政事，但非常節製，在諸侯麵前把自己當臣子，周遊列國更是在傳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並沒有像孔子一樣有豐富的從政履曆，雖然談政事，但在君主麵前把自己當老師，他也周遊列國，但他更像是要當帝師來推銷自己的思想。
一個傳播，一個推銷，自然有所不同。
在寫《孟子新注》時，方運的態度和寫《論語新注》不同。
在寫《論語新注》的時候，方運幾乎是傾其所有，知無不言，言無不儘。
但在寫《孟子新注》的到時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麵的內容，方運則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運大加稱讚，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運的意譯引申往往都長篇累牘，著墨之重遠勝其餘三書。但凡是涉及具體的為政之法，方運大都一筆帶過，不會肯定，但也不會否定，甚至連兩頭大妖王都看出來方運在故意避開。
鼠汰王曾經問過緣由，方運則微笑作答。
“為政之事，孟聖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雜家遠矣。”
鼠汰王與狼淵王輕輕點頭，雜家起源是呂不韋，論政治手段，十個孟子加起來都不如一個呂不韋。
但是，鼠汰王敏銳地發現，“言之有理，行之不明”，用難聽的話說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對的，但卻很難施行，或者說，孟子沒能為他的思想找到正確的、行之有效的道路，再嚴重一點，可以說方運在批判孟子說的那些為政之道是錯的。
《論語新注》與《孟子新注》的寫法差異極大，鼠汰王與狼淵王交流許久後毫無結果，要是請教方運原因。
“出葬聖穀後，便見分曉。”方運道。
兩妖十分失望，但也對未來充滿期待。
鼠汰王又問：“不知先生為何單單把《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提取出來，如此鄭重對待，實乃前所未有。”
方運道：“《禮記》紛雜，妍媸並存，《大學》與《中庸》如泥沙藏金，又分彆為曾子與子思子之作，與孟聖同為亞聖，不可明珠蒙塵。”
“那如此一來，學生是學《大學中庸》，還是學《禮》？”鼠汰王誠心詢問。
“進士以下，當學《大學》《中庸》，進士以上，可在五經中擇一而專。”方運道。
鼠汰王恍然大悟，道：“我儒家弟子開枝散葉，天賦高低不均，《詩》《書》《禮》《易》《春秋》過於精深，往往皓首窮經方有所得。《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則是聖人親口教誨，相較五經而言，淺顯易懂，若專心精研，數年便可有成。如此一來，我儒家弟子初期便可快速成長，以免白白浪費了那文曲星光。”
“善。”方運頷首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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