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想給白峰洗刷冤屈,摘掉他頭上那頂右.派的帽子，徹底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將他的組織關係轉過來。
否則,名不正言不順。
但在80年代初,想要轉一個人的組織關係真不是件簡單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標，其次你還得有過硬的理由。
不說指標緊俏的堪比自然災害時期的口糧，一堆職工家屬等了幾十年都沒弄到指標轉到同一個單位；單一個轉人的理由，就實在夠嗆。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廠這種大集體單位,但凡是個人，還活著,都有借口把人弄回來。它要的是專業技術人員啊。
白峰的確專業出身,但他已經瘋了。研究所要個瘋子有何用？
田藍急了：“他是怎麼瘋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瘋的。他為什麼會發瘋？歸根到底，不就是頭上的這頂右.派帽子嗎？”
王上校有一說一：“他在監獄裡還是正常人，還給大家上課呢。”
真正被關進大牢的右.派並不多，結果他們監獄卻有好幾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麼想的，大約是怕這些右.派分子汙染了其他純潔的犯人,所以乾脆把他們關進一間牢房。
白峰就成了這些牢友的老師。他在解放前就做過高等教育,還是留過學的高材生。在那個年代，是難得的高級知識分子。
獄友們普遍年紀比他小,有青年工人還有中學生。一開始大家不願意學習,後來發現不用學習轉移注意力,他們會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瘋自己。
明明他們響應號召，為單位為組織尋找缺點,怎麼就成了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了。我們黨優良的作風難道不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嗎？人民監督難道不是我們杜絕自己成為李闖王的法寶嗎？
就這樣,白峰在監獄裡收了一批學生。先開始是這幾個右.派分子,後來隨著他們陸續刑滿釋放,他又多了其他獄友。他的學生就愈發繁雜，有小偷，有貪汙犯，甚至還有殺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繼續當他的老師。
出獄轉去勞改農場時，連監獄長都幫他寫信，證明他在牢裡受到了積極的改造，推薦他去農場當中學老師。
王上校認真地強調：“這些證言都能證明，他發瘋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農場遭遇的折磨。妻離子散，孤家寡人，徹底摧毀了他。”
田藍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趨利避害，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能推諉就推諉。
到了這個時候，還要在“究竟是什麼逼瘋了他”的細枝末節上糾纏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認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爺子的娘家吧，當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劃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頭痛：“田藍同誌，平反是件很嚴肅的事，他必須得經過嚴格的流程。白峰同誌的遭遇，我們都非常同情，但我們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們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麼就聽不明白我的話呢？他的組織關係不在……”
田藍搖頭，打斷了王上校的辯解：“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既然他的妻兒都是慘死，那是不是應該為他們討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兒女死於武鬥。強.奸是重罪，過失殺人也不應該免於刑罰。白峰是瘋了，沒辦法為妻兒討公道。研究所作為他的娘家人，難道不應該站出來嗎？”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識地強調：“這要怎麼討公道？田藍同誌，你要明白，這是一個曆史的錯誤，裹挾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兩清，功過無法相抵。廣義意義上的受害者並不代表他們犯下的罪就是無辜的。況且，他們有什麼資格自稱受害者？尤其是強.奸白峰妻子的農場領導。我想我們公.產.黨人不管在什麼時期都不曾號召強.奸虐待所謂罪犯的家人來懲罰他們。即便他們真的罪大惡極。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抗美援朝階段，我們秉承的原則都是善待俘虜。對於拿著槍殺害了我們同胞的侵略者，我們都能釋放善意。對待我們自己的同胞，我們就殘暴毫無人性到這地步嗎？我想我們的黨接受不了這樣的羞辱，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啞口無言，半晌才有勁無力地強調：“這個事情很複雜，那位農場領導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樣？”田藍反問，“他是因為強.奸婦女被打倒的嗎？他被打倒以後，有沒有因為這項罪名而坐牢？如果一個壞人做了惡，最終得到的懲罰不過是因為政治鬥爭失敗而失了勢，那才是真正的荒謬與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懲罰，那是否相當於他從來沒做過惡，他唯一的錯誤就是站錯了隊而已。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樣窮凶極惡都沒關係，隻要你站對了隊伍，你所有的罪過都能一筆勾銷？”
王上校這回真被她堵的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他有心想教訓這個膽大妄為的學生，怎麼肆無忌憚，什麼話都敢說。
但他又沒辦法說她是錯的，有些道理誰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說。
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雨，哪個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誰知道自己會因為某句不經意的話被扣上什麼帽子，然後遭遇自己無法承受的厄運。
也隻有少年啊，對未來滿是憧憬，不問利益得失，非得分一個對錯的少年，才會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著麵前年輕人光潔的麵龐，到底還是咽下了要脫口而出的斥責。誰能說戳穿了皇帝新裝的小孩是錯誤的呢。
他最終隻說了一句：“你們好好看電視學習吧。”
方秀英旁觀了全場，直到離開領導辦公室，回了他們日常學習的小活動室，她才壓低聲音憂心忡忡地說自己的同伴：“你膽子也太大了，這些話怎麼能說？”
田藍反問：“如果這些都成了禁忌的話，那麼又和運動階段有什麼區彆？所有人都知道那場運動是錯誤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恥辱。假如僅僅是換了一群人換了句口號，誰也沒真正認識到究竟錯在哪裡，甚至不認為誰犯了錯誤，不過是倒黴，站錯了隊而已。這難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種體現嗎？”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說這些了，你家老九這些年是怎麼過的，你不知道嗎？我們還隻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藍默默地盯著電視機，久久未語。直到一堂課結束，她才開了口：“外國有個思想家卡爾·波普爾曾經說過，推翻舊政權的那一刻，手握權力的人很快便會組成一個新的貴族或官僚階級，並成為這個新社會的新統治者。為了掩飾這一點，他們會保留並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充分利用它，使這些新統治者的權力合法化，並不斷得到加強；同時，這樣的手段也能作為‘精神鴉片’來麻痹無知的民眾。你讚同這種說法嗎？”
方秀英心驚肉跳，下意識地東張西望。她覺得蘭花花像是受到了什麼刺激，今天簡直發瘋了，淨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她真是好日子過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樣。
田藍自言自語道：“我認為他是錯的，社會會進步，而且我們已經找到答案了。1945年，黃炎培先生造訪延安時，曾經問過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國家興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想這就是答案。這些年來，我們遭遇的風雨走過的彎路，都是因為沒能貫徹這一點。”
方秀英陷入了沉默，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提醒她道：“我們繼續學習吧。我對政治沒興趣，它太可怕了。”
田藍苦笑：“可是政治關係的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我們永遠無法和它分割。人民永遠不能放棄監督的權利，否則就是在放棄自己生存的權利。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其實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政治。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國，我們有義務有權利去關注它。這大概才是我們能夠不斷前進的真正法寶。”
話說完了，她沒有再為難方秀英，而是主動提出，“我們繼續學習吧。”
方秀英告誡她：“你以後小心點，彆再冒險了。禍從口出，這道理你難道不明白嗎？”
田藍自言自語一般：“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關鍵點其實就在白峰身上。”
方秀英滿頭霧水：“什麼關鍵點？”
“為人民服務。”田藍正色道，“這個研究所是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初過來進行艦艇研究的人，可以說是趕鴨子上架，幾乎沒有什麼專業人士。唯一一個真正對自己有所了解的人就是白峰。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一手締造了研究所。這裡的很多老職工都是他的學生。可是現在，他又遭遇了什麼？他的學生又是怎麼對待他的？”
方秀英狐疑：“真的嗎？”
田藍肯定地點頭：“我認為就是這樣。你忘了嗎？驅逐艦的課程最初出現在實習研究員錄下的資料裡，這本來就意欲著一種傳承。這個時代為人民服務的概念又是什麼？我認為是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尊重所有為這個國家添磚添瓦積極投身建設的人。消滅特權，讓人民時刻監督權力，保障監督者的權益。”
方秀英被她說動了，順著她的思路想下去：“好像還真是這樣。”
陳立恒和顧成剛從醫院回來，聽到兩人的交談，頗為好奇：“真是哪樣？”
田藍簡單說了事情經過，堅持己見：“我們必須得為白老先生討回公道。他的妻兒不能白死，觸犯了法律，就應該用法律去懲罰凶手。彆說當時天下大亂，真正亂的時候，抗日戰爭年代，解放戰爭時期，人就能隨便犯罪嗎？”
顧成剛第一個跳出來讚同：“沒錯，就是要用法律製裁罪犯。不能因為當官的一句話，就能顛倒乾坤。這是逆行倒施，開曆史的倒車。”
四人都下放過，怎麼會不知道那些年的荒謬與醜惡。難道那些惡人的罪就應該淹沒在曆史中，讓受害者永遠閉上嘴巴，默默承受這一切嗎？
幾人越說越激動，打定的主意一定要讓研究所出麵，必須得懲罰凶手。
顧成剛激動地強調：“如果我們放任凶手逍遙法外，那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人民是誰？誰又是值得我們服務的對象？”
大家上完課，各自回宿舍休息。今晚顧成剛負責過去照料白峰，陳立恒終於可以撈到安穩覺睡了。
躺在床上，他安慰妻子：“沒事的，這件事肯定能得到妥善解決。”
田藍當然知道答案。
現在研究所對驅逐艦相關技術誌在必得，甚至可以說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切可能行得通的方法他們都會嘗試。
包括，幫白峰翻案，為他的妻兒討回公道。
可是，田藍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她想這應該不是外掛願意看到的。本來理所應當的事，現在必須得有利益加成才行動，豈不是荒謬。
陳立恒輕輕拍著妻子的後背。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隻不過妻子比他更加理想主義。
他柔聲安慰對方：“你忘了子貢贖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嗎？”
子貢贖回了自己被賣往國外當奴隸的同胞，拒絕了國家的獎勵。被孔子罵了一頓，說這樣的話，以後魯國就沒人會贖回自己受難的同胞了。子路救了個掉在水裡的人，人家送了他一頭牛當謝禮，他高高興興地收下了。孔子誇獎他做的對，說這樣以後大家都會去勇敢地救人。
做了一件對的事，獲得獎勵是好事。即便，這本就該是他們的責任。
田藍笑了，調侃丈夫道：“我看你當政委也不錯呀。”
其實道理她都懂，有的時候，即便動機沒那麼單純，但隻要做的事有利於國家和人民，那就有積極意義。
好比當年在聚龍山抗日根據地，很多民團最初並不想打日本鬼子，對方太強大，風險太高了，簡直是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
可後來他們發現，即便是他們被迫打了鬼子，老百姓也對他們滿是誇讚，無比熱情，把家裡的好吃的全拿來給他們吃。
這種肯定大大的滿足了本是土匪流氓二流子出身的民團，漸漸的，打鬼子的時間長了，獲得的擁護和支持多了，他們也慢慢成長為最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
陳立恒調侃了句妻子：“蘭花花同誌，你的膽子可真大，居然都敢欺騙組織了。”
想想都知道，所謂為人民服務的關鍵點落在平反上，是她臨時起意，故意說給研究所的人聽的。
田藍認真地看著他：“我的膽子比你想象的還大，我可不僅僅隻說了這些。說不定我很快就會被投入大牢。怕不怕？”
陳立恒笑了，伸手撫摸妻子的臉：“那我陪你，沒什麼好怕的。我相信我們黨，它有撥亂反正的勇氣。曆史上，它曾經走過幾次彎路，但終究會回到正軌。”
至於心懷信仰的人在這過程中遭受的磨難，如果一個人沒有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的覺悟，那又如何敢說自己堅定地信仰著？
田藍笑著摟住了他的脖子，將腦袋埋在他的肩窩裡：“行吧，睡覺，明天還有事要做呢。”
研究所的行動極快，或者更具體點兒講他們能夠如此迅速，是因為他們的軍方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