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不論何種監督，都必須將真實性放在第一位。
重事實、重證據，司法者以“莫須有”“腹誹”治人之罪，輿論以造謠中傷攻訐他人，勢必雞飛狗跳、烏煙瘴氣。
然而，在北宋乃至整個封建時代裡被認為最為仁德的皇帝宋仁宗，卻開啟了“風聞奏事”的先河。
所謂的“風聞奏事”，就是允許言官可以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證據的情形下，捕風捉影甚至無事生非、虛構情節展開各種奏報和彈劾。
即便最終查證並無此事，皇帝也不會追究彈劾者造謠誣陷的罪責。
甚至還會勉勵被彈劾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在今天的法治社會，“風聞奏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但在封建帝王看來，想方設法讓執政大臣與言官之間鬥得一塌糊塗、不可開交。
讓朝臣四分五裂而不是抱團對付皇帝，似乎更有利於皇帝權威的維護。
朱元璋抄襲宋仁宗“風聞奏事”的創舉，強化權力監督的考慮多半是次要的。
運用帝王術統禦下臣估計才是其原始意義。
皇帝與諍臣的典範當然是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征。
但問題在於，諫言者與被諫者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配對關係：
一個仗義執言、有錯必究，一個虛懷若穀、納善如流。
儘管中間也發生過幾次魏征犯顏直諫、李世民盛怒欲殺的小波折，但最終還是春風化雨、“和平”解決了。
有驚無險，總基調是和諧穩固，所以是諫臣與君主關係的典範。
但正因為總基調是和諧的，所以不會驚心動魄，不會有跌宕叢生、懸念重重的戲劇性效果。
而明朝的言官，幾乎是在一個被刻意設置的環境中存在的。
又或者是被一個特彆擅長製造“淚點”“痛點”“看點”的編劇編排過一般，動輒就充斥著血腥、殺戮等悲壯情愫。
類似唐太宗與魏征的和諧隻能樹立典範，但產生不了戲劇化效果。
明朝言官所麵臨的情形經常是一個不愛聽、不願聽，一個偏愛講且必須講；一個固執不化，一個偏偏更為頑固難纏。
猛獸相逢，勢必生死搏鬥。
中國曆史上冒死進言、持續覲見、集體跪諫、抬棺死諫等有關言官的且偏重與悲情色彩的案例。
我們幾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曆史上找到。
言官們的重點工作對象是手握大權的朝廷重臣。
明朝曆史上幾乎所有的首輔（胡惟庸之後宰相製被廢，代之以內閣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聲討聲中黯然退場的。
例如嚴嵩父子專權，言官們20年如一日，冒著被排擠、打壓、罷免、暗殺的危險。
前赴後繼，持續進諫，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
萬曆首輔張居正執政期間，言官以“奪情起複”等為事由，集體跪諫，哪怕被廷杖打傷、打殘也毫無懼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權臣例如高拱、徐階等，幾乎沒有人不被言官“罵”過。
動輒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的宦官勢力，也因為言官的存在而被打壓、約束。
當然，這期間言官也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
言官當然也沒有忽視對皇帝的監督。
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懶政怠政、奢靡無度、大興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損國力、有害國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勢必糾彈不已……
從言官沒有辜負朱元璋當初的期待，言官中的很多人因為進諫而獲得的“諍臣”“忠臣”的稱號也是當之無愧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為極致，物極則必反。
言官所掌握的輿論監督權歸根結底也是一種權力。
被過度保護而失去了製約的權力，最終也會成為脫韁野馬、下山猛獸。
朱元璋當初的製度設計，起初的確是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也因為言官製度設計中的反向製約的缺失，使得製度缺陷最後逐漸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災難。
甚至成為明朝逐漸衰弱乃至最終敗亡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