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曆史評論者，總是喜歡將那些言官樹立為正義使者和道德化身。
暗自揣度，或許是因為評論曆史的人也多半是文人，而那些言官們也基本是文人。
兔死狐悲，同類相憐，所以很容易筆下留情，進而有意拔高，進而著力粉飾。
但明朝的言官，卻不得不讓我們換個視角去看待這個曆史色彩太過濃厚的群體。
明朝言官的陰暗麵或者說罪過，可用“濫”“貪”“凶”“狠”四個字來高度概括。
而深受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過於萬曆皇帝。
明朝雖然表明上亡於崇禎當朝，但實質上在萬曆皇帝的時候，明朝已經是病入膏肓。
而明朝死亡氣息的加重，言官們“功不可沒”。
在有明一朝，言官們可以糾彈、批判、攻擊的對象，上至天子、中至群臣、下至百姓。
言官們可以發表言論的話題更是寬泛至極，上至軍國大事的優劣得失，下至衣食住行中的雞毛蒜皮。
明麵上的言談舉止，暗處裡的閨閣秘事，都可以堂而皇之成為言官的把柄。
即便是沒有發生過的事，也可以按照“風聞奏事”的邏輯進行推理演繹。
總而言之，隻要言官有想法、有創意，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罵，彈劾、批評泛濫成災。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僅聽官職名稱“評事”就可以得知他是正兒八經的言官。
他曾經給萬曆皇帝寫過一道《酒色財氣四箴疏》，措辭極為激烈嚴厲。
幾乎就是指著皇帝的鼻子破口大罵，在雒於仁的奏疏裡。
萬曆皇帝就是一個好色無度、貪婪無比、殘暴不仁、昏聵無能到了極點的，五毒俱全、毫無善處的人間敗類、衣冠禽獸。
如果今天的人們麵對這樣的攻擊謾罵甚至人格侮辱。
脾氣暴躁的很可能當場爆發，大打出手。
冷靜、理性的也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但可惜身為皇帝，擁有最高權力的萬曆，也隻能忍氣吞聲。
實在氣不過了，就把雒於仁革職為民作罷。
在整個明朝，除朱元璋敢下狠手，朱棣敢於把頂撞自己的方孝孺株族。
再沒有哪個皇帝敢於因為言論而殺戮官員。
殺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願意背負的罪名。
這也成為明朝言官彈劾泛濫成災的根本原因。
言官往往以朝廷的清流自居，他們自認為自己是聖訓國法、綱常倫理、道德公義的掌握者。
所以一旦出口就理直氣壯，給人一副公道正派、大義凜然的感覺。
但如果仔細研究一些發生在明朝的彈劾案例，就會發現並非所有的言官都是出於國家和民族利益，出於公理道德實施口誅筆伐的。
言官們很可能不貪財色、不謀富貴，但他們貪戀名氣、名聲、名望。
名與利是對等的，是無形資產，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利益。
對於名的刻意、肆意追求，其本質也是一種貪婪。
為了求名、出名，吹毛求疵、捕風捉影已經是小兒科。
言官們公認，並且一貫奉行的風格是事有唯恐不駭人聽聞、立論唯恐不偏執極端、言辭唯恐不誇張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