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真的一兩撥船遇上災難或者被倭寇搶掠也不至於影響到京師城糧食的需求，但是人心卻是最難測的，也許這樣一個消息就可能引發京師城中百萬局麵的不安，甚至搶購，而從眾心理更是難以壓製。
這個風潮一旦刮起來，恐怕就不是隨便能平息下來的，對朝廷的威脅有多大，馮紫英都能明白，更不用說其他人了。
一句話，朝廷命脈，不能假於人手，最起碼，在運河上，無論其他任何風險，都是在朝廷可控製下的，而一旦下海，那便真的不可控了。
當然也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漕運關乎萬千人利益，甚至沿線官員們一樣身涉其中，這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但漕運的成本和弊病卻是擺在眾人麵前的，隻能說想辦法去彌補和減輕，但要說徹底改為海運，恐怕沒有誰敢做這個冒險嘗試。
漕運海運利弊其實很明顯，朝廷諸公內心也心知肚明。
一個缺乏海權的朝廷，短時間內是不可能改變這個模式的，馮紫英也沒指望說一下子就能廢除漕運，但運河對黃河治理的影響，朝廷每年在維持運河水位上所投入的花費，的確驚人，須得要認真考量。
“其實近海運輸的風險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大，隻是本朝沿襲前明之製，海禁日久，使得沿海航運一直停滯不前，包括造船業亦是落後於西夷甚遠，若是能解決這個問題，朝廷再加以重視，整飭建立水師艦隊，肅清沿海倭寇，這海運取代漕運並非不可行。”
馮紫英見這幾位都是豎起耳朵聽自己的觀點，也知道自己現在成了知名人物，尤其是一些新觀點新思路都是從這裡出來，都想從中揣摩出一二來。
但自己現在不是庶吉士了，而是翰林院修撰了，所以言辭間也需要更謹慎一些，以防被人抓住把柄。
“當然運河一線的短距離運輸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下官隻是說漕運，嗯，這等從江南到京師的大宗貨物運輸類型則可以用海運來取代，但這都是後話了，日後有多少變化，誰也說不清楚。”
崔景榮點點頭，先前他還擔心這位馮修撰會是一個心高氣傲恃寵而驕的角色，現在看來這個家夥穩重老練程度比起那些積年老吏不遑多讓，但是偶爾流露出來崢嶸鋒芒也讓人明白此子能在短短一兩年間就在朝廷中闖出這麼大的動靜來並非偶然。
崔景榮自然清楚馮紫英背後有哪些人，齊永泰、喬應甲乃至柴恪等幾人，前兩人是他的恩師舉主，柴恪則是從欣賞到現在的利益攸關。
隻要柴恪一天還在三邊擔任總督，那麼就會需要像馮紫英這種已經在永隆五年這一科進士中嶄露頭角的風頭人物為其搖旗呐喊。
作為北人，崔景榮和齊永泰、喬應甲自然是同氣連枝的，臨行之前，喬應甲和齊永泰都分彆和他打了招呼，希望在這一次南下行程中要關照馮紫英，崔景榮自然責無旁貸。
齊喬二位現在算得上是北地士人在朝廷中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齊永泰更是北地士人的翹楚，崔景榮也感覺這二人有些要把馮紫英此子當作未來北地士人的接班人在培養，其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本科狀元練國事，這讓崔景榮還是有些不太認可的。’
其他不說，練國事一是狀元，加之本身就是書香士紳之家出身，出身就比馮紫英這種武勳出身底蘊更足，而且也是崔景榮的河南鄉人。
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馮紫英在詩文和經義上都明顯欠缺底蘊，這是包括崔景榮在內很多北地士人難以接受或者不太認可的。
在包括崔景榮的不少北地士人看來，培養肯定是要培養的，但是也應當要分一個主次。
練國事狀元出身，比馮紫英更早授翰林院修撰，而且在翰林院這一年多時間裡極受好評，一乾同僚們也都十分推崇他，黃汝良對練國事更是嘉譽有加。
雖說現在練國事沒有西征平叛和提出開海舉債之略的馮紫英名氣那麼大，但是在很多人看來，馮紫英的很多功勞名聲都是建立在“偶然性”和“運氣”之上的，一些方略也還是有些嘩眾取寵的感覺在其中。
甚至包括這個開海舉債之略，隻要一天沒有成功，朝廷沒能從中獲得巨大好處，那麼質疑聲就永遠不會消散。
或者說即便是成功了，獲得巨大利益了，但有利有弊，還是會有很多人要質疑和反對，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絕不會缺少反對者和批評者，甚至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紫英，倒也不必太過拘泥，隻要於國事有利，很多想法觀點其實都是可以探討爭論的。”崔景榮微笑著點點頭，“今兒個我們就在這裡歇息吧，明日一早便可解纜南下，大家好生休息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