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明發生了兩件轟動全國的大案，第一個就是江西瑞金的田兵之亂，第二個就是鬆江府的叫魂案。
這兩個案子，看起來天南地北，沒有什麼關聯性，但其實內在邏輯和本質是完全一致的。
政治活動，從來不局限於廟堂之高，社稷之民，每一個人的選擇，決定了社會的最終走向。
大明的社會在劇烈的變化著，從傳統觀念上去解讀這些變化會覺得離經叛道；淺嘗輒止從表現去分析會變得膚淺；
要解讀變化，要從本質出發。
瑞金田兵之亂、鬆江叫魂案，本質上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本質上是生產關係改變引發的經濟變革與現行思想道德、政治律法製度、組織架構、分配方式的矛盾。
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
隻有看穿了表象，清楚的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剖析暗流湧動的問題，拋開對階級的偏見和利害關係去分析原因，並且就原因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才能解決問題，緩解矛盾。
現象、問題、原因、辦法這四個步驟，就是矛盾說提供的思考方式。
矛盾說從來不是什麼經學，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提供給人一個方法論，去思考社會的種種現象。
大明廢除了賤奴籍，並且在浙江、五大市舶司展開還田，代表著舊強人身依附生產關係開始崩解，佃戶們消息再閉塞，也會聽到遠方的消息。
生產力已經改變，大明已經有了新的農作物、水肥，代表著糧食在緩慢但是穩定的增長。
佃戶們能夠感同身受萬曆維新的變化，因為潘季馴在萬曆三年就已經開始在江西推廣番薯，番薯已經種遍了荒地；
可是以石誠吾為首的寧都、瑞金、寧化三縣縉紳，依舊想要倒行逆施，恢複腐朽的、陳舊的強人身依附生產關係，極儘所能的朘剝和把百姓當做是草芥。
矛盾在那根弦兒崩斷之後，猛烈爆發。
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和鬥爭的集中體現。
“王次輔。”朱翊鈞看著王崇古說道：“朕不解。”
“臣惶恐。”王崇古趕忙站了起來，俯首聽陛下詢問，陛下和張居正是親師徒，但他和陛下也是親君臣。
陛下也不是事事都聽他張居正的！
“朕不解，為什麼，大明律法上，長久保持對鄉賢縉紳的利益讓渡和司法偏袒，非但沒有緩解尖銳的地主與佃戶之間矛盾，反而有些加劇了這種對立？”朱翊鈞眉頭緊蹙的說道。
王崇古是大明的大司寇，負責刑部已經十三年。
王崇古一愣，沉默了片刻說道：“容臣緩思。”
利益讓渡和司法偏袒，是客觀存在的。
大明的秀才見官不跪有廩米免勞役，舉人更是可以出仕做官，可以免部分的田賦，甚至可以有奴仆。
而進士那就更不得了！
是官選官的統治階級，除了免賦稅之外，還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
隻要考中了進士，即便是進了北鎮撫司衙門，也不能上刑，同樣還有八辟八議，這種成體係的寬宥製度，更遑論那些見不得光的潛規則了。
做了官，但凡是不謀反，不搞出民亂來，斬首這兩個字對士大夫而言，太陌生了。
陛下的問題看起來簡單，但其實一點都不簡單，這種律法上的偏袒，沒有達成朝廷的期許。
朝廷讓鄉賢縉紳好好的替朝廷安土牧民、教化百姓、宣講政令、表率鄉閭。
這些鄉賢縉紳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恃勢武斷、淩虐桑梓、欺侮鄰民，大為地方之害。
“鄉紳，近似於官而異於官，近似於民又在民之上，被偏袒，自然有恃無恐。”
王崇古麵色凝重的說道：“陛下，萬曆三年，綏遠總督潘季訓在江西，加意整飭，嚴行禁止，各紳士始知有法，方遵守法度，循分自愛。”
“乃近來舊習複萌，竟不顧聖命、公然抗旨、恣意妄行，可謂是無法無天。”
“臣聽王家屏說，廣州一些州縣，縉紳大戶派打手攜帶長刀短槍，下鄉民沙田拔苗，沙田貧瘠而勉強耕種，仍被占沙之名所迫，因為鄉民沙田種苗，就沒人做佃戶了。”
“臣聽南衙巡撫李樂說，在南衙，有豪強聽聞誰家藏銀，必誣告舉報鄉民販賣私鹽，趁機侵吞，至萬曆十年南衙重壓整治，此風稍止，萬曆十四年陛下南巡離開，此風再起，再被整治。”
“臣生於山西，幼時，臣就聽聞，山西的襄陵和臨汾兩縣，縉紳獨占水利，農人耕種必買水券，若無券則無水，反反複複。”
“陛下聖明，臣以為，可能正是這律法上的偏私，才有了這漁利婪賄的不賢之紳。”
“賞罰不明，不信也。”
朱翊鈞深吸了口氣說道：“管子有雲：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
“賞罰不明百事不成；賞罰若明四方可行。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有罪也，不信之罪。”
“臣等罪該萬死。”張居正嚇了一跳，立刻帶著群臣齊聲俯首說道。
皇帝有罪，大臣們就隻能萬死不辭了，所以皇帝不能有罪，也不能有錯。
信的意思是公正，不發生偏差，不信，就是不公正，讓社會發生了偏差。
作為皇帝，朱翊鈞負有主要責任。
真的是朱翊鈞的錯嗎？可是千年以來，不都是這樣嗎？
“大明會典在修，那麼對於鄉賢縉紳之司法、賦稅特權，諸位愛卿商議後，呈送禦前吧。”朱翊鈞揮了揮手。
到了大臣們選擇的時間，是取消鄉賢縉紳的特權，還是認定皇帝有不信之罪。
看似有的選，其實就隻有一個選擇，取消鄉賢縉紳的司法、賦稅特權，取消這種偏袒，而不是讓鄉賢，近似於官而異於官，近似於民又在民之上，讓鄉賢在律法中，回歸民的序列。
認定皇帝有不信之罪，危害是極大的，李太後動不動讓小皇帝寫罪己詔是一種極其荒謬的做法。
罪己詔一下，大臣們就得致仕，致仕還不算完，陛下的京營需要勞師遠征，將陛下置於不信之地的鄉賢縉紳物理消滅，才能讓陛下擺脫不信之罪的窘境，否則皇帝有罪，那這天下還坐不坐了？
“同時，也要警惕沿海新興資產階級，擁有類似於近乎於官而異於官，近乎於民在民之上的地位，否則他們就會和鄉賢縉紳一樣，搞強人身依附關係，極儘所能的朘剝而且認為理所當然。”朱翊鈞眉頭緊蹙的說道：“這對大明很重要。”
新興資產階級是有先進性的，但這些新興資產階級獲得更多的律法偏袒，先進性就會逐漸消失。
新興資產階級的思路，就會從改良生產工具、改善勞動工場的生產環境、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潤，變成極儘所能的朘剝勞動價值。
格物院對一個壯勞力的工作進行過量化，也就是度數旁通，1個人一天的工作量等於1.2匹馬。
大明人很多，勞動力充足，一旦朝廷給了更多的特權，新興資產階級，就會和舊地主階級一個模樣，肆意妄為。
朱翊鈞環視了一周後說道：“天下不是朕一個人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一旦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新興資產階級，變得腐朽，後果難以想象。”
皇帝立法，真的能阻止新興資產階級的腐朽嗎？這是不可能的。
從政治基本邏輯去看，經濟地位決定政治站位，時間稍長，新興資產階級必然陷入舊的輪回，收租要比奮鬥賺得多，來錢更容易。
但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新陳代謝，要比舊地主的新陳代謝要快得多的多。
因為新的行業在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新的肉食者會不斷的出現，衝擊舊的肉食者，形成新陳代謝。
“陛下，律法好定，推行極難。”王崇古提醒了皇帝即便是改變了律法，最後的結果，可能也不如人意。
因為這些鄉賢縉紳、新興的資產階級，掌控了生產資料，就掌控了分配的權力，他們甚至可以通過分配，掌握話語權，塑造道德，讓彆人叫他爸爸。
“先從律法上修訂，有了律法，才有可能推行。”朱翊鈞十分清楚其中的難度，皇帝的聖命有用，但作用有限，需要大明大多數人的共識。
誠然，大多數人可能會被欺騙，但不會被一直欺騙下去，因為朘剝的刀，刮在自己身上。
刮骨刀刮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才是真的疼。
法律條文和司法實踐，是矛盾相繼，才能不斷向前。
“陛下，戶部給事中彈劾大司徒少司徒。”右都禦史李幼滋拿出了一本奏疏，這本彈劾王國光和張學顏。
“北齊用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用楊素則亂；初唐用房玄則理，玄宗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
“用人得失，所係非輕；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古者任大臣，必用有德，不用有才，有德進，忠厚為先，天下四安；有才進，殘刻為先，禍亂江山。”
……
奏疏很長，前麵討論用人的重要性，下麵批評皇帝用人的邏輯，皇帝是唯才是舉，根本不注意德行，有些人大缺大德，陛下仍然重用。
這大缺大德中就有大司徒少司徒二人。
朱翊鈞聽了半天，才聽明白，戶科給事中究竟彈劾了什麼。
理工學院第一期學子，會計畢業八十人，國朝隻留下了十個，戶部隻拿到了三個，這對審計缺口超過四百的戶部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學子為何不進戶部做審計，因為事多、錢少、離家遠還不能進步。
主要是不能進步。
大明官吏之間有著天然壁壘，這些審計吏員，一輩子都是這個活兒，頂天了做到九品司務，就到頭了。
做官是要出身的，理工學院弟子，等同於秀才出身，連舉人都不是。
朝中海瑞這把神劍，大力肅貪，每年查處大量的貪官汙吏，這些審計就是想收銀子，也怕被海瑞抓到。
而且戶部審計製度十分嚴密，每年審計，戶部大門一關，都在一個小隔間裡，三人不同時間複查一本賬，誰出了問題，還要問責。
聯袂，沆瀣一氣，非常困難。
在戶部做審計，就是個旱澇保收的辛苦活兒。
“戶部給事中奏聞之事，大司徒真的做了嗎？”朱翊鈞看向了王國光疑惑的問道。
按照給事中的彈劾，王國光直接明搶，沒有任何文件，但本來簽訂的勞務合同，統統被宣布作廢了。
王國光俯首說道：“句句屬實，未曾虛構，臣讓各民坊將所取生員送到戶部來。”
王國光沒有下命令，而是讓司務去吹了吹風，這些民坊，收到風聲，立刻就辦了。
不辦，得罪戶部的下場，可想而知。
大明皇帝都不會無緣無故的得罪戶部，以前戶部沒錢的時候，大家都踩戶部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