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異太遠了。
顧驁閒著沒事，就不吝給韓婷深入解讀一下。
“你要這麼想問題：最近十幾年來，世界範圍內，其實生產力爆炸式發展是很明顯的。如今我國都開放了四年了，形勢那麼好，我毫不懷疑，未來30年的社會，全球會從一個匱乏的時代，轉向一個富足和相對過剩的時代——你沒聽錯，我說的‘相對過剩’，就是marx說的那個‘相對過剩’。
而可口可樂這樣的品牌，代言的是‘廉價美味帶來的幸福感’。紅牛代言的，是‘你比彆人強’帶來的幸福感。前者是人和自然的對抗，後者是人和人的對抗。
吃飽喝足的人容易空虛，再想感受到快感，就隻有與彆人不同，被彆人羨慕，在被人麵前裝逼。物質越富足，空虛的人就越多。”
顧驁說到這裡，神思恍惚有些穿越時空，想到了後世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內心忍不住感慨。
他的表情落在韓婷眼裡，也引起了微微的共鳴，雖然韓婷的見識還不足以真正理解。
神遊之後，顧驁發散性地歎息：“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從國民‘幸福指數’來看，未來15~20年，或許是全民綜合幸福度最高的時代了。再往後，人民雖然更有錢、物質更豐富，但說不定總體國民幸福感會下降，人與人之間關係更緊張、戾氣大增。
其實，我很不希望紅牛代言的‘讓空虛痛苦的人賭命求關注、尋找存在感’文化大行其道，但天道趨勢擺在那兒，誰也違抗不了。”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覺得將來更有錢了反而不幸福？”韓婷放下了杯子，鄭重地問。
顧驁聳聳肩，無奈哂笑：“我在美國念書時，學到了很多課外常識：人類的大腦，其實很賤的，它終究隻是一個被生物進化學所奴役的器官罷了。自然界為了讓人類不斷奮進，千萬年來早已讓大腦進化成了‘物質享受升級後很快就能適應’的機製。
也就是說，比如一個美國人，今年賺1000美元月薪，明年漲到1500，他可能剛漲薪的前半年，會稍微喜悅一下，沉浸在幸福中。可最多半年後，他會覺得這是自己應得的，大腦的保護機製，導致垂體不會再為‘我加薪到1500’這個理由而繼續分泌多巴胺了。
再過幾年，他漲到月薪2000/3000的時候，每次暴漲後半年，依然會分泌多巴胺，再往後就習慣了，概莫能外。
同樣的，一個沒吃飽飯的人剛剛吃飽後前半年，他會開心，下一次他就要偶爾能吃肉時，才能開心半年，再下次要到敞開不限量吃肉時才開心半年……在確保活下去後，每一個新增物質享受的增量，隻能讓你的垂體為之分泌半年多巴胺，然後就習慣了。
存量不重要，增量才重要，沒有增量時，月薪5千美元的美國人跟月薪5萬美元的美國人，其實物質上活得一樣痛苦——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多巴胺分泌量為衡量標準。
如果僅僅是上述的機製在起作用，那麼小康實現後，有錢最多是跟沒錢一樣幸福，至少不會痛苦。可事實是，人一旦滿足小康閒下來之後，他的注意力就會多到無處安放。
一個沒吃飽飯的人，是沒精力去關注他身邊的人、有幾成比他窮有幾成比他富的，也就沒空被攀比所苦。他的大腦被餓麻木了。可是一旦吃飽了，她就會找事兒，希望被人關注，希望發現自己在社會上並未處於底層，那麼矛盾就來了，戾氣也大增。
所以從多巴胺的角度來衡量，其實一個最和諧的社會，大約是80%的把精力花完後，能吃飽穿暖，沒有剩餘精力去嫉妒彆人並且生出怨憤。16%的人能吃飽肉、有電視看，然後每當腦子空下來時，就能想起自己是世界的前20%，並心生優越感。
3.5%的人當富豪，不但錦衣玉食，還能買奢侈品，在那16%吃飽肉有閒暇的人麵前偶爾顯擺一下。最後0.5%的頂層超級精英，則脫離了一切低級趣味，他們錢多得視錢財如糞土，隻想改造世界、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美國人的腦神經科學家早就研究過了，人類隻要發現自己處在所能觀察到的環境內、前兩成的位置，他們就多半會心生滿足，分泌多巴胺。
對於窮人而言，閒下來的時候最好就是適當消遣一下體育運動、或者打打牌，把精力耗散掉就夠了。如果更閒，他們就會想起自己有多窮，這雖然會刺激他們奮鬥，卻也會帶來痛苦、多巴胺分泌量的壓抑。”
顧驁前世來自於過度分享的互聯網時代，他雖然賺的是這個錢，卻不代表他認同那玩意兒的好處。
他深知很多時候無知等於幸福。90年代末社會的戾氣之所以沒有2010年代濃重，並不是90年代末的人物質生活好，而是他們沒有那麼多誘因提醒他們想起自己有多窮。
“原來，美國、曰本這些國家，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了。按你的說法，他們的社會戾氣那麼重，極端的人那麼多，都是被大眾傳媒的過度挑撥攀比導致的？”
“很殘酷？但真相就是這樣。如果有一天讓中國人民吃得太飽後，他們遲早也會想方設法變著法兒作的。隻要我們還是人類，我們也都是多巴胺的奴隸罷了。有識之士們，充其量不過是比常人更能提醒自己警惕這一點。”，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