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紈五指抓攏，在頭發上狠狠撓了幾下。
苦思冥想持續了很久，把為了清涼而紮的單馬尾長發都撓亂了。
“如果非要有新的借口模式，肯定是最近的案子給了美國人血的教訓，讓他們意識到‘猶豫不決’要付出的巨大代價……
美國人總是這樣的，吃一次‘太過武斷’的苦之後，國會就左一左，收緊一點；下次又吃了‘優柔寡斷’的苦後，再博弈到右一右，放寬一點……越戰失利，明顯是一次‘輕啟戰端’的教訓，那麼，後來的反麵教訓有什麼呢……”
葉紈不知不覺，竟然腦補了十幾分鐘。
然後她終於靈光一閃。
葉紈下意識激動地抓住顧驁的雙手，上下搖了兩下，壓低聲音而又急促堅定地問：“撤僑！武裝撤僑！你覺得這個借口夠不夠用？我覺得很有希望啊！足以繞過美國國會、發動快速反應軍事行動。”
“撤僑？美國人曆史上也武裝撤僑過，1898年梅西戰爭時，就有過護僑的決議，不過美西戰爭外交交涉了很久才正式打起來。”顧驁慣性思維地想著，顯然沒有立刻get到葉紈說的關鍵點。
葉紈很是得意：“你傻呢，當然不是曆史上那種普通的護僑撤僑，我說的是，美國人現在比往年多了一條借口，可以用更加‘進攻性防禦’的姿態，去惡意揣測其他意識形態剛剛被蘇化的國家。
那就是‘對方有可能是完全無視人類外交準則的極端邪惡國家，有可能扣押美國平民和外交使節訛詐美國，所以應該果斷出兵立刻消滅’——你應該反應過來了，我說的這個反麵素材，就是三年前伊朗人提供給美國的。
伊朗是20世紀來，唯一直接把對方大使館全體扣下來、無視20世紀文明社會外交準則的國家。可是，伊朗開了這個訛詐美國的惡例之後，也給了美國一種把其他敵國想象得更邪惡的借口——
他們可以說，‘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跟伊朗那樣沒下限，把我的大使館都全員扣了，然後訛詐我’，所以為了防止美國被訛詐，就進攻性防禦出兵，立刻把這種可能性扼殺在萌芽之中，把敵方政權直接消滅。”
顧驁還沒聽完，就攥著拳頭霍然站了起來，然後左手握拳右手握掌，不停地一邊用左拳捶打右掌，激動地來回踱步。
“為什麼曆史上的格林納達戰爭，會這麼快就通過外交斡旋、直接進入武力階段，是什麼原因導致美國國會對總統動武的壓製力削弱”這個問題，已經豁然開朗、融彙貫通。
虧得當年去伊拉克給侯賽因總統帶話善後的事兒，還是他親自料理的呢，真是當局者迷了。
葉紈說的這番道理，其實後世的人很容易理解：
曆史上，13年斯喏登的事兒爆出來的時候，很多沒經曆過九幺幺的00後，都奇怪“美國人民當年怎麼會通過法案、心甘情願被總統監視的”。但經曆過九幺幺的人，就會覺得“稍微犧牲點隱私，換取安全保護，也沒什麼大不了”。
每一次，都是有邪惡勢力用一種突破人類道德想象力下限的手法，挑戰了一下現有秩序，然後人民對“更積極的進攻性防禦，乃至假想防衛”容忍度進一步提高。如果後來不是本某登和侯賽因總統都死了，美國人民還會繼續忍監控的。
同理，回到1980年代前期，美國民間對總統擅自動武的容忍度，已經從越戰末期的反戰扭轉過來了。
這個扭轉的契機，就是伊朗人質危機。
不要小看伊朗人那一把對國際法公信力的破壞度，因為他們其實做了一個劃時代的事情——此前，哪怕是一戰二戰期間，大家都是文明國家了，沒有出現過交戰國政府直接公然劫持殺害外交使節團的事情。
尤其一戰其實大家都比較講體麵的。二戰雖然總體戰程度更高了，但蘇日德都沒乾過，其他更加以文明國家標榜的就更不會乾了。
上一次一國政府縱容殺害外交使團的事兒，還得追溯到慈禧假借拳民把德國公使克林德乾掉。不過那一次的下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慈禧是“對全世界宣戰”了的，然後被八國聯軍胖揍。
其實那出兵的八國，有些並沒有被慈禧損害直接利益，但也能出兵，因為慈禧違背了國際法基本原則，挑戰了文明世界的遊戲規則，所以慈禧壓根兒沒被當做文明國家對待，人家揍她時的定性就跟揍一個未開化的非酋似的。
克林德死於1900年6月，1900年屬於19世紀（同理2000年屬於20世紀，01年才算21世紀），所以慈禧的獸行應該讓19世紀背鍋。
20世紀的前78年，全人類都是清白的，本來可以建立起“20世紀這麼文明的世紀不會再出現這種事情了”的國際公信力。直到伊朗人背過了“20世紀文明社會之恥”的接力棒，把全人類的處給破了。
（在伊朗人之前，非洲有些酋長也這麼乾，但他們隻是酋長，或者部落武裝首領，不屬於文明國家領袖，最多偶爾得勢，也被定性為“軍閥”。軍閥殺外交官是有的，軍閥不代表國家，就跟1920年代國內那些軍閥一樣，他們也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