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後，愛人帶著孩子到鄰居家看電視去了，這當然並非是因為她喜歡當天的電視節目，或者不懂得過多地看電視對兒子的學業是一大促退，這實在是因為我們的屋子太小，不足以同時容下四個人分三攤活動。
我這才問起來客的姓名、經曆。
他叫佟嶽，令我大吃一驚的，是他自稱是四川籍人。
“你怎麼跑到新疆去的？”
他沒有正麵回答，而是用那黑得令我心癢的眼睛狠狠地盯著我，幽幽地說：“我殺過人，你知道嗎？我殺過人的……”
我愕然了。
他平靜地敘述著自己的身世：“1958年，我十二歲，我的爸爸，一個小鎮上的小學教員，被劃成了右派。都說1957年是反右年，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是1958劃的右派，據說那一年補劃了不少人，他就是我們鎮上的一個。我周圍的人，包括跟我們家鬥過嘴的鄰居，都說他是個本分人，可是他竟因為對鄉裡定的征糧高指標不讚成，說了幾句真話，被劃成了右派。還被開除了公職，背著鋪蓋卷回來了，媽媽跟他哭鬨，他隻是坐在床板上發呆，我記得清清楚楚，發呆，眼睛直勾勾地望著對麵牆上，一塊掉下泥灰露出竹篾的地方。從此全家就靠媽媽一個人在紙盒廠當工人掙錢養活，爸爸天天背上魚簍去釣魚，有時我也跟著他去，釣了魚我們就跑到集上去賣，可是往往買主都把魚繩掛到手指頭上了，旁邊有個小孩嚷一聲：‘他是右派。’買主就又把魚退還給了爸爸。後來他釣魚就單為給家裡吃了，可連家裡人也看不起爸爸，六歲的四妹有一回竟用手指羞著說他：老右派，不做事，光吃飯！他就擱下碗，沒有再吃下去。我那時比較同情他，可是年歲太小，也不大懂他心裡的愁苦。有一天他釣來好幾條大魚，趁我們都不在家，一個人煎了，下酒吃了，吐了一桌魚刺，然後就上吊了。媽媽受刺激，大病一場，我們簡直沒飯吃了。我就恨起把爸爸劃成右派的人來。一天夜裡，我把菜刀藏在懷裡，跑了十幾裡路，跑到爸爸教過書的學校，我知道校長是誰，見過，一個女的，才三十多歲，我想就是她把爸爸劃成右派，害得我們家這麼淒慘的，我要殺了她！”
“你……殺了她？”
“我溜進她的屋子，她正睡著。月亮光照進屋，我見她摟著三歲的女兒，睡得正香。我忽然想到，我把她殺了，她的女兒可怎麼辦？我看見了床邊桌上，有個用碎布頭縫的小球，裡頭塞的是棉絮線頭什麼的，還沒有縫完，一根帶線的針插在上頭，月光下亮閃閃的；那是她縫給女兒玩的，我把她殺了，她的女兒就玩不成這個球了……原來她也是人，也有女兒，也想讓女兒玩球，買不起就自己縫；她確實把我爸爸劃成了右派，開除了公職，害得我們家鬨到這個地步，她是我的仇人，可是望見那隻沒縫完的布球，特彆是那根在月光下亮閃閃的帶線的針，我下不了手……我就又把菜刀揣進懷裡，跑回家了……”
“啊……”我籲出一口氣來。
“過了幾個月，媽媽病好了，大姐從高小退了學，當了臨時工，我們家又能勉強過下去了，我就把這件事，向班上的老師坦白了。他當時就彙報了上去，第二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起來了，我被帶到了爸爸原來教過書的學校，開了批判會，說我是搞階級報複。那個女校長恨我恨得臉上的肉直跳，公安局說我不夠法定年齡，批判完了就放了，她不答應，於是我被送去勞動教養……教養了兩年，我出來了，誰都瞧不起我，誰都不需要我，學校不收我，當臨時工的機會也沒有，我就偷起東西來，我被抓住，銬起來——經常是同彆的犯人銬在一起——挨打，被人啐唾沫，關在臭烘烘的、生滿虱子的牢房裡……可是一放出來，我就又偷！……”他的黑眼球閃著倔強的光，嘴唇抿成了一條線，粗壯的脖子上，一道原來我沒注意到的刀疤，鼓得高高的，隨著筋脈一高一低地起伏著。
“後來呢？”
“後來我決心重新做人，我就卷起鋪蓋卷，一個人搭火車、坐汽車、走路，到新疆去了。”
“戶口呢？”
“要什麼戶口。那裡非常偏僻，地多人少，隻要去乾活，就能掙工分。你不要一聽新疆就滿耳朵冬不拉響，滿腦子小繡花帽子和花布拉吉。我們那個村子百分之八十五是地地道道的漢人，不是放牧牛羊而是種莊稼。你要相信我，我到了那兒就成了個誠實的人，憑力氣吃飯，你看我現在的身體，你看我這一雙手。”我這才看出他肩膀的厚實敦壯，我注意到他一雙粗大的手不但布滿了老繭，而且右手大拇指缺了小半截。
“你是怎麼轉念的？怎麼一下子就決心遠走高飛重新做人？”
“批判和大道理對我這個人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反而是另外的事。我最後一次從牢裡出來是1964年夏天，我從兒時上過的學校走過，聽見裡麵傳出打乒乓球的聲音，我的乒乓球曾經是打得很好的，在我爸爸自殺以前，我得過一次亞軍，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進去，邁進了賽乒乓球的屋子——我一進去，正在打的兩個同學突然都不打了，他倆不約而同地離開球台，去把擱在一邊的外套抓在手中，用那樣的眼神望著我——他們是怕我掏走他們的錢包。你說怪不，這個鏡頭忽然使我良心發現，我跑出了學校，跑到了河邊，我把所有衣服全都脫光了，跳進了河裡，使勁地遊泳，我拚命地用手腳往下按水，使自己浮起來，我腦子裡轟轟地響，隻有一個聲音：我不了、不了、不了！緊接著第二天又發生了一件事，我靠在牆上曬太陽，心裡頭像梗著根竹竿，忽然有人叫我：‘佟嶽！佟嶽！’我抬頭一看，是公社副書記老李，這個老李以前我隻是認得他，從來沒注意過他，他為什麼那麼驚訝地叫我？難道我又犯了什麼罪過？‘佟嶽！佟嶽！蜈蚣爬上你脖子了！’我本能地一拍，把一條半尺長的蜈蚣拍下了地。我很奇怪，我這麼一個人，就是被蜈蚣咬腫了、咬死了，又有什麼可惜？這個老李怎麼這麼可惜我？我抬起眼睛，隻見老李走到我的眼前，他那時頂多三十多歲，瘦格格的，用瘦巴掌拍了我肩膀一下，其實是很平淡地說了幾句：‘佟嶽呀，你年紀輕輕，為啥就這麼半死不活的呢？我看著你可惜哩！你要是好好作活路，我看你出息大哩！’他說完也就走了。他一定不知道他這幾句話的力量，這幾句話就把我一生給決定了，沒幾天我就跑到天山腳下，隱姓埋名，一下子就這麼多年！”
“家鄉的人，你的媽媽，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嗎？”
“我媽媽知道，我給她寄過錢，所以家鄉的人也知道。‘*****’當中，一紙外調信函，使大家知道了我是右派的兒子，所以，一直抬不起頭來。白天我悶頭乾活，晚上我就看書——也真是巧事，‘*****’當中，我們公社中學的圖書館所有的文藝書幾乎都被宣布為毒草，這些‘毒草’被扔到了一個大坑裡，原來說要燒掉，後來不知怎麼的又沒燒，用沙埋了，我就常常去挖一點帶回我那屋裡，看呀看……結果，我愛上了文學，我手癢了，我就寫……”
“你一直沒有成家嗎？”
“誰說的？七年前我就有老婆了，我們有兩個孩子……”
“那，你說的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當然不是老婆。我老婆也是個出身不好的‘黑五類’，我們就憑都讓人瞧不起這一點，互相可憐，結婚了。可我並不愛她，她其實也不愛我。我們就這麼過，我看中國人裡有不少是這麼過，沒有愛情，也不一定厭惡……女朋友是這兩年從縣裡分來的師範學校畢業生，在我們村學校教書，比我小很多，愛文學愛得不要命，為了你一篇該死的，我們倆能吵上兩三個鐘頭。我愛她，她也愛我。可我不能跟老婆離婚，她沒地方去，還有兩個孩子。我那女朋友說她一輩子不結婚，一輩子當我的朋友……”
“你不應當自私，你應當勸她結婚……”
“和誰結婚？和心愛的人？她心愛的人就是我。”
我望見他那黑亮得讓人沒法形容的眼睛，知道改變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了，便沉默下來。
6
這天晚上我趕寫一篇稿子，睡得很晚。夜裡，我迷迷糊糊做了好多夢，我仿佛看見佟嶽手裡拿著一把菜刀，就站在我的床前，忽而他把菜刀扔掉，脫光衣服跳進了一條大河，高濺的白浪花裡，跳動著他黝黑健壯的身軀……
第二天清早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天光已經透過半開的窗簾，亮晃晃地照到我的被子上。愛人和孩子都走了，桌上撂著兩隻喝空的粥碗，無言地指示著我起床後應儘的義務。
這時，又響起了敲門聲。還是那種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擊門玻璃的噠噠聲，而且頻率急劇地加強著。
一定是佟嶽又來了。他好不容易從新疆來一趟，我應允同他多談幾次。我答應留下他的稿，抽空就看，然後陸續給他寄回去，當然要提些意見——我估計那都是難以公開發表的東西，我沒有說“如果好，向刊物推薦”的話，以前我曾輕率地同一些文學青年講過，結果弄得很被動，編輯部和文學青年雙方對我都很有意見。
我一邊答應著：“就來！”一邊匆匆地下床穿衣。穿好衣服後我先把唯一的兩扇活窗打開，屋裡憋了一夜的蚊香氣，摻和著我一家三口呼出的廢氣，實在難聞。從窗縫中飛出幾隻血肚黑蚊，舉手拍去沒有拍中。於是我走到門邊打開了門。
門外站著的是田歡。
我非常失望，而且壓不住厭煩：“你？”
“我。”田歡大搖大擺地進了屋，徑直走向藤椅，先把上頭的坐墊拿起來抖了抖土，然後再擱回去，輕輕地坐下。
“又寫什麼啦？”他偏頭向桌上望去，毫不客氣地拿起桌上的稿紙，翻動著。
這是最讓我難受的事。我沒有成篇的東西，最怕彆人看，就連愛人偶爾從我肩後探一下頭，我也要不自在，常常引起口角。
我從他手中抽出稿紙，擱回桌上，明確地給他個釘子碰：“你不要管。”
他無所謂，從隨身帶來的手提包裡，取出一隻厚厚的稿袋，“啪”的一聲摔到我的桌上，笑嘻嘻地說：“你給看看！我們的本子。”
仿佛他用不著知道我有沒有時間、有沒有興致來讀他們那個本子，仿佛他讓我讀，是對我的一種賞臉和恩賜。
我沒有作聲，隻瞥了一下稿袋上寫著的題目：《漓江詩女》，下麵並列著三個署名，頭一個是他。我懷疑這個本子的價值，因為我可以肯定田歡其人雖然對漓江和姑娘都不陌生，卻基本上與詩無緣；但是我又相信這個本子八成能拍成片子，因為我知道署第二個名字的正是那位從田歡手中買到錄音機的導演，而第三個名字則是一位隻熱衷開家庭舞會而從不讀書的乾部子弟，他的唯一長處就是他爹的職務相當不低。我注意到導演的名字後麵有個括弧，寫著“執筆”字樣。我真該為這位中年導演一哭。
“我們想先在刊物上發表一下。你得幫我們把這事辦成。”他厚顏無恥地扳動著指關節說，“你以後也有用得著我們的時候。發出來領了稿費，咱們先去全聚德，你把老婆、孩子全帶去，咱們不喝中國酒，我有從友誼商店買的三十三塊錢一瓶的蘇格蘭威士忌，喝完了瓶子給你兒子當涼水瓶用。”
幸好這時又有人敲門，不然也許我喉嚨裡的一團火就噴出來了。
這回來的是佟嶽，我覺得他對我是那麼寶貴，我一把握住他肌肉結實的胳膊，把他拉到床邊坐下；於是他一雙沾滿汙泥的鞋又蹭到了床單下擺上，在我愛人曾嘮叨過幾句的汙跡下，又添上了新的汙跡。
我沒有給他們雙方介紹，他們兩個對望著，兩個人眼裡都毫不掩飾地流露著鄙夷的神情。我望著這個場麵，心裡湧出一股複雜的滋味。他們兩個各自有著完全不同的父親，這就決定了他們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過去是這樣，現在仍未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將來呢？
我儘可能平和地對田歡說：“好，本子就留下吧，我下星期一就給你回音。”
他站起來，分明不僅是說給我，而是首先說給穿土布衣服的佟嶽聽：“我跟學校請了創作假，明天我們就去承德煙雨樓，在那兒寫第二個本子；如果那兒的小灶敗胃口，我們下星期可能就轉移到無錫太湖邊上去，你先等我的信吧，信上我會把信箱號碼告訴你的。”
我忍耐住，把他送出了門，他不怕屋裡的佟嶽聽見，在門外對我說：“那小子是上訪的吧？你少理他們，省得給你惹事。”
我回到屋裡。佟嶽一句也不問關於田歡的事，顯然，不是不感興趣，而是已經看透。我想到佟嶽雖然比我小五歲，但他的閱曆卻分明比我豐富。
我坐到藤椅上，誠心誠意地報他以微笑：“我們再敞開談談吧！”
“不談了。”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回去。”
“為什麼？你不是第一回來北京嗎？不是還有事上訪嗎？……錢和糧票不夠我可以給你點……”說到“錢”字，我意識到自己臉紅了。其實這又何必？
“我到長安街上走了走，是漂亮。可是我鑽進街上的胡同往裡走，心裡就難受。為什麼三十年了，光是把街麵弄得漂亮了一點，稍微向裡深入一點，馬上就經不起推敲？這幾天下雨，那些胡同裡多少房子漏雨，我從破舊的大門望進去，蘑菇似的小房子，自己蓋的，高高低低地擠在一起，院子裡汪著水，小孩子用樹棍打水玩……這不該是離長安街幾十米應該有的景象……”
“那麼，你認為造成這種景象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應該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我認真地問。
他沉默了大約半分鐘，忽然眉毛一揚，用低沉的嗓音說：“我本來不想告訴你……你知道我那女朋友是什麼人嗎？”
他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忽然扯到這上頭來？我沒吱聲，隻聽他慢悠悠地說：“她是從內地下到新疆兵團的知青，後來上了師範，畢業以後分到我們那兒小學校的……”
我提醒他：“你已經告訴過我了。”
他聲音高揚起來：“可是我沒有全告訴你。我們兩個先從文學上接近，後來，交往深了。她有一次偶然提起她的父母，她的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同她母親離婚了，她的母親死在1967年，是經不起揪鬥，上吊死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右派’……你為什麼好像不願意聽這些？這種事太多太多，不稀奇了是不是？當初我剛開始聽她講，也是這麼個勁頭，我雖然也同情她，但並不震動；後來，她就從箱子裡拿出一樣東西，說是她媽媽的遺物，你猜那是什麼？”
他睜眼望著我。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我怎麼猜得出來？為什麼非要我來猜？
“告訴你，你記住——”說到這裡，他兩眼像放射出了電光，簡直要穿透我的心肺，然後，他幾乎是一字一頓地宣布說，“那是一隻破舊的、用布片縫的球，裡頭填的是棉絮和線頭……”
我不由自主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心臟仿佛猛地被電流擊中，騰騰騰地幾乎要衝出我的胸膛……
“當時，我一把搶過那隻布球來，紅著眼嚷：‘你媽是校長！’”
“‘是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嗎？’”
“‘她是“漏網右派”？哈哈哈……’我狂笑起來。”
“‘是的。造反派說她反右的時候不堅決，有的人五七年就該劃右，她拖呀拖到五八年才去劃……’”
“我就大聲問她：‘你知道她五八年劃的右派裡，就有我的父親嗎？’”
“‘你的父親？！’她五官整個亂了，完全變了模樣。”
“‘哈哈哈……我父親經你媽的手劃成了右派，卷起鋪蓋卷滾回了家，後來就上吊死了；八年過去，你媽又被說成是“漏網右派”，也上吊死了！哈哈哈……’我抱住頭笑，一直笑到又抱住頭哭。”
“我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她原來沒問過我是從哪兒到新疆去的，怎麼去的；我也沒問過她的家鄉在哪兒，家裡有些什麼人；我們都回避問這些問題。現在說開了，我們才明白，原來我們‘不是冤家不聚頭’。那天，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那隻破布球夾在了我們胸脯之間，我們的眼淚打濕了那隻球……我三十歲，她才二十一歲，我們加起來也不過剛過五十歲，可是我們仿佛一下子都變成了六七十歲的人，我們覺得悟出了許多的真諦，我們成熟得連我們自己都害怕……”
我重重地坐落到椅子上，用手支著額頭，仿佛被人用重錘敲擊了一下。
“你明白了嗎？這就是我對你那問題的回答——中國為什麼搞成了這個樣子？就是因為吃了極‘左’的虧！開頭，是好人出於好心‘左’，後來，**、**那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就憑著比‘左’還‘左’得了勢，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個勁反右、反右、反右，結果，跟著反右的人自己也成了右派，讓人家活不下去的人自己也活不下去……中國要想前進，就要狠批極左！你們文學家還猶豫什麼呢？怕什麼呢？……”
我抬起頭，望著佟嶽那剛毅的麵容，那充分體現著男性美的小胡子，那黑得像潭底青玉般的眼珠，那整齊、結實的兩排白牙，那脖子上隆起的傷疤……我忽然覺得，他就好比是一座荒莽的大山，這大山上確實生著雜草、露著亂石，沒有森林綠蔭，沒有溪泉瀑布，不入名勝之流，不堪耕種收拾……但是，這山下卻埋藏著最珍貴的黃金！
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走。我心甘情願地送了他一冊處女作，一張簽有名字的照片。他不讓我送出胡同口，他給我的臨彆贈言是：“批極左要從講真話開始。你要句句都講真話。真話讓我活得下去。真話能救中國。”
他走了，給我的床單上留下了汙跡；他走了，在細雨中打著一把破舊的藍色塑料傘，我臨到最後才看出傘上用紅漆寫著的旅店名字，原來那是他租用的；他走了，他的背影絕不高大，但是厚實、淳樸；他走了，給我留下了一疊邊緣打皺、沾有水漬的稿子；他走了，給我留下“我殺過人的……”這樣的永遠難忘的聲音；他走了，他使我永遠難忘那隻用碎布縫成的、裡麵填著線頭和棉絮的球；他走了，他的妻子和女朋友都在等著他，還有他的孩子；他走了，要走幾千裡，要走到對我來說猶如天涯般遙遠的地方；他走了，我應當做些什麼？在這塊被十年浩劫弄得人與人之間缺乏真誠的信賴的土地上，我對他所給予的信任和托付，何以報答？……
7
夜雨嘩嘩。我坐在自己的鬥室裡，沉思著。一開始，我隻為田歡那樣的幸福青年過分的幸福而憤慨，為佟嶽這樣的不幸青年如此地不幸而抱不平；漸漸地，我的心平靜而充實起來，我意識到，要改變田歡的個人品質也好，要開采出佟嶽那深埋的黃金也好，關鍵還在改造他們所處的環境，而要使這環境在各方麵都真正稱得起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我們也許還得付出昂貴的代價……
當然，事情要一點一滴地做起，我有義務立即行動，用我當之有愧而畢竟已有的影響，靠我的努力活動，去為佟嶽這樣的青年開路，去為金礦尋求開采者！我想到了自己，如果不是有那麼多熱心可感的前輩和先行者為我奔走呼號，僅憑我自己的一點點才力，我就能達到今天這個地步嗎？我不能守成，我要勇猛精進，我要為走在我後麵的弟妹們搭橋做梯……
8
又是一個清晨。
又有人敲門。
我去開門。
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