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人敲門。
誰呢？
2
我盼有的人敲門，同時又怕另一種人敲門。
這次的敲法，是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擊我那獨間小屋門上的玻璃，而且頻率急劇地加強著。
這一定是田歡，那二十五歲的大學生。我真不該在家，我怕他來。
3
這怕，不是懼怕之怕，而是怕麻煩之怕。或者，乾脆地說，就是一種厭惡的情緒。
我們這個胡同雜院裡的人們，對於各種各樣的人物，特彆是青年人來敲我這間小東屋的門，已經習以為常。大家都知道我是個寫的，又多以青年人為描寫對象，因此都認為有各色各樣的青年人來訪我，正是我的福氣：不待去深入生活，生活本身已經找上門來了。
田歡的初次來訪，在我們小院引起了小小的轟動：他是坐著豐田牌小轎車來的。我以“一視同仁”的善意接待了他，但他還沒有離去，我便已經在心裡說：但願他今後不要再來。不為彆的，就為他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彆的青年來，或帶著稿子求教，或促膝談今論古，或傾吐滿腹牢騷，或者僅僅是出於好奇……田歡卻“彆具一格”，半小時過去，我就明白，他是來占有我的。不是占有我的財物，也不是占有我的作品，而是來占有那令我當之有愧的東西。
進得門來，他用一雙轉動的靈活而迅速的眼珠打量著我問：“你就是苑直文？”
我點點頭。他又上下左右打量著我那小小的房間，踱了幾步，依然是很大的口氣：“這麼小！你那《交叉路口》就是在這間屋寫的嗎？”
我又點點頭。他低頭仔細端詳了一番，選中了我唯一的那架藤椅，坐了下來，一邊隨手翻動著我書桌上的書，一邊問：“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告訴他：“師範學院。”
他撇撇嘴：“你為什麼不上北大呢？南開、複旦也成啊。”
我告訴他：“我沒考上那些學校，我考上的就是師範學院。”
他扔下手中的書，把頭偏過去，找準角度，從對麵小櫃上的鏡子裡觀賞著自己的麵影，誇獎我說：“那你不錯啊，你寫的算是震了。原來我還當你是北大畢業的呢。”
我沒吱聲，我發現他的瘦長臉和大嘴巴很不諧和，不知他為什麼要那麼顧影自憐。
“你愛人她是寫什麼的？”他注視著鏡子，用手撫著長長的鬢角，接著提問。
“她什麼也不寫，她是工人。”
“工人？”他那正在撫鬢角的手停止了動作，抬眼瞥了我一眼，然後又把眼光收攏到鏡麵上，繼續撫鬢角，窮追不舍地問：“乾什麼的工人？搞工藝美術的？”
我說出了工廠名稱，他咧嘴一個冷笑：“集體所有製的吧？你怎麼找這麼個愛人！”
我勃然了：“依你說我該找個什麼樣的？”
他這才覺察出我的不快，停止了照鏡子，也停止了“查戶口”，眼珠恢複了活潑的轉動，笑嘻嘻地說：“我愛好文藝，我常訪問你們文藝界的人……”接著他就列舉了最近的活動：在哪個作家家裡遇見了哪個畫家，又在哪個電影演員家裡遇見了哪個京劇演員，等等，並且一口氣說出了一大串文藝界的“秘聞”：誰的長篇並非自己寫成卻即將出版，誰和誰離了婚，誰排斥了誰而終於主演了什麼電影，誰其實就是誰和誰的私生女……聽來倒也新奇有趣，不過我估計起碼有百分之九十純係謠言。
待他滔滔不絕的炫耀使我的耐性已達於極限，我便問他所來為何？他蹺著的二郎腿點著拍子，爽快地說：“你給我張照片吧，簽上你的名兒。”說著便從衣兜中摸出了若乾張照片，有的是頗為有名的演員，有的是頗為有名的畫家，也有頗為有名的作家；不過我注意到，其中隻有一張簽上了名字，所以這些照片是否全是人家親自送給他的，也還難以斷定。
我托詞說手頭沒有照片，難以奉贈，總算把他打發走了。
這以後，就有知情的青年朋友告訴我，田歡的父親是一個什麼部的負責與外商談判的副司長，他坐的那輛小轎車，就是人家部裡的，隻不過他和司機混得很熟，所以常常坐來坐去地擺闊。據說，他是所謂“合法後門”的得益者。何謂“合法後門”？比如他上這所名牌大學，如果他高考得分根本不夠錄取線，硬來上，那就是“非法後門”，風險很大；而他得分剛好騎著錄取線，因此他父親托關係同大學管錄取的人一打招呼，就把他收到這所大學了，儘管他的分數比彆的同學低一截，而且因為他來就要擠掉一名分數高的，但這事好遮掩，不是要“全麵衡量”嗎？彆人發現了來鬨，也還可以用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擋回去。再比如他手頭總有一兩台錄音機，什麼雙頻道、立體聲、附有鄧麗君原聲帶的，他都玩過。這都是外國客商送給他父親的禮品，按規定一律要上交，他總是先截下來玩一陣，玩膩了再上交，而這一台上交了，下一台又到手了，所以他總有得玩，比買下一台更富樂趣。你要是對這種情形有意見，他會辯解說：“沒違反規定呀，最後不是都上交了嗎？”也有的時候，上級允許不上交，而作折價處理，於是他就大做其錄音機生意，自己先買下，再加價賣給求之不得的人們，據說最多能從中賺個一百多元——這也很難抓住他的把柄，因為雙方是“周瑜打黃蓋”，而且可以解釋成他買了一台送給對方，而對方因為彆的事贈了他幾百元錢。給我透露這些情況的青年朋友預告說，田歡再來的時候，很可能會動員我買台錄音機，並且會表示他可以給我“打聽”、幫忙。
果不其然。田歡第二回來，除了傳播些新的文壇謠言外，便由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太舊，談及電唱機之不必購置，而終於落到錄音機之不可不有上，據說我如果能經常聽聽外國流行音樂的錄音帶，比如美國電影《午夜狂熱》的全套音樂，那我的便能寫得更具現代化風格。
我便故意說早想買一台，隻是買不到。
他便單刀直入地說：“我賣你一台好了，值五百塊錢，你給我五百五吧——隻收你五十塊‘手續費’，哈哈，我知道你撈了不少稿費，不過比起那些發了中、長篇的，你算個小戶，我不向你多要！”
他竟如此之坦率，坦率得我不得不對他虛偽，因為倘若我也坦率，我冒出的那些話便會使他頓生報複之心——我何必招惹麻煩呢？
我冷淡地表示這事恐怕不恰當，況且我一時也拿不出那麼多錢，總算又把他敷衍過去了。
然而，不久社會上就傳出一種說法，講田歡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寫的那篇引起轟動的《交叉路口》，其中的素材就是他提供的雲雲。我並不感到驚奇。是的，他田歡享儘了“合法後門”的樂趣，他家住房本來就很寬裕，他卻推動父親為他在新住宅區爭得了一個單元；本來某某賓館的“自助餐”是專供應外賓華僑的，但是由於餐廳某服務員是托他父親人情才分到這個工作的，因此他常在那個服務員值班時跑去白吃……不過這些也還不足以使他的靈魂充實。他父親有權，他可以仗勢，而且有錢，但是他還缺少那麼一種東西，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風雅，把我這樣的人也算作一個，可以通過接觸和宣揚，使自己同那麼一種東西沾邊。
他上次來找我是在十來天以前，顯得格外地躊躇滿誌，他宣布已決定去電影廠搞劇本，正在向學校請創作假，劇本將由某電影廠導演接，他前些時幫那導演從廣州朋友那兒弄來台七百元的錄音機，“他媽的讓那班混蛋敲了一家夥，不過質量實在他媽的好！”這麼說，他不滿足與文藝界的人沾邊，而要使自己成為電影劇作家了；我不反對任何人嘗試創作，但是我知道他其實是一篇作品也寫不成的。有一次他在同我談話時竟反問我：“金水橋在什麼地方？”又有一次他主動給我留下個“臨時通訊處”，把“秦皇島”寫成了“奏皇島”，由此可見其水平之一斑。對於他這種人鑽進某賓館白吃“自助餐”，白白享用“過路”的錄音機，我的憤慨還很有限；對於他這種人利用特權鑽營到我視為最神聖的藝術領域裡來，我氣憤得靈魂發抖了——我們難道真的將會看到所謂的“合法後門片”嗎？
他微笑著，他是有信心的。他父親有權，他可以仗勢，而且有錢，並且將因此而獲得那向往已久的東西了。他真是一個幸運兒！
可是，我的屋門雖然號稱向每一個來訪的青年敞開，我卻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來。據說搞寫作的人應當冷靜地接觸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卻做不到。
然而，此刻的敲門方式，不是宣布著不受歡迎的人又跑來了麼？
4
我拉開了門。啊，不是他！我忽然格外地高興，我迎接客人的熱情一定出乎對方的預料，而我也在一種出乎預料的興奮中，暈暈乎乎了好一陣，才仔細端詳起來這位新的來訪者。
來者當然也是個青年人，中等個，皮膚黧黑，五官端正，眼睛閃閃發亮，唇上留著黑油油的胡子；衣著雖不能用“襤褸”二字形容，但起碼可以說是寒傖：土布衣褲，敞著懷，露出掉了色、儘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線衣；一雙沾滿爛泥的自製布鞋（我這才想起外麵在下雨，我們這條仍舊是土路麵的胡同一片泥濘）。如果田歡看見了他，一定會用“土鱉相”三個字來嘲笑的，田歡自己總打扮成華僑或外籍華人的模樣，說句公道話，那倒的確模仿得頗為高明，足以亂真的。
我請來人坐到藤椅上，沏了杯熱茶請他喝，問他從哪兒來，找我有什麼事。
“我從新疆來的。”他不顧水燙，貪婪地啜著熱茶，坦然地說。
我吃了一驚：“從新疆來？出差？”
“不！”他擱下茶杯，兩眼直勾勾地望定我。
“那你……是來上訪的？”
“也是為了來找你！”他那兩顆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油亮油亮的。
“找我？”
“對。我的女朋友幫助我，湊了二百塊錢，就這麼來了。”
我盤算了一下以後，這樣問他：“你現在住在哪兒？”心裡一邊怦怦跳。
“住在東郊一個旅店——說穿了，那是個大車店，一個炕睡十個人，一個鋪位收五角錢，哈哈，倒不貴。”
我鬆了一口氣。倘若他沒有地方住，我是無法可想的。
“北京城裡的旅館是不讓我這種‘自流分子’住的，我隻好住在東郊，坐幾十站汽車來找你。”這時我才注意到，隨著說話，他嘴裡噴出陣陣酒氣，而且他的脖子，特彆是喉骨下麵的那塊地方，布滿酒後的紅暈。
“找我乾什麼呢？”
“我也寫。找你談談。”
“你上當了。”我誠懇地說，“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這個當，老遠地跑來找我，以為我有什麼秘訣，起碼有點經驗，其實我也是剛開始學著寫點東西，我是不值得你們花這麼大代價來找的……”
“啊，”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忽然一笑，“你這麼說，我倒不想罵你了！”
“你是來罵我的？”
“你以為是來乾什麼的？當然是罵你。鬼才來向你打聽什麼秘訣，什麼經驗。我來找你，是為了當麵痛痛快快地罵你一頓。”
我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很狼狽。我拎過小小的糖罐，請他吃糖，以掩飾不自在的心情。但是糖罐裡的糖都吃光了，隻剩下半截果丹皮卷，那是我兒子吃剩的。我更加狼狽。他卻撿起那半截果丹皮卷，放進嘴裡吃了，然後從衣兜裡掏出香煙來，點燃抽著，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噴著煙。
“你罵吧。我歡迎最苛刻的批評意見。”我終於鼓起勇氣說。
“好，我就來罵。你發表的，凡能找到的，我和她都看了……”
“他？”
“我剛才講過路芳的事，你不要故意追問。我和她都看了，我們仔細討論過。我們恨你，恨你真話假話一塊說。你說了真話，惹得我們看，找不著到處找，就為了看看你那些真話。可是你除了一兩篇以外，全都有假話。把假話糅到真話裡去，比全是假話的東西更氣人。你為什麼不堅持講真話，句句講真話？！”
“難。”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就這樣，已經有人要打棍子、扣帽子了。為了說出一句真話，有時候隻好用一句假話來鋪墊啊。”
“這樣不行。你們把人從夢裡喚醒，卻又用假話給他催眠，折磨人！我寫，就不這麼乾，我要全寫真話！”
“你寫了嗎？”
“這就是！”他從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那是我原來所忽略的，隻見帆布已經舊得掛絲，布滿油漬泥點；他費力地從挎包中掏出了一疊很不整齊的稿紙，遞到了我的手中。
“你這真話，我說假話的配看嗎？”我望著他，微笑著，心裡其實很不服氣。
“你配看。”他命令式地說，“因為你說的不全是假話。”
正在這時，我愛人領著孩子回來了。愛人一眼看見來客的一雙布滿汙泥的鞋，蹭到了床單上，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對來客客氣地點了下頭，又趁來客不注意，對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開始在屋角洗起臉來。孩子照例不聽我的指揮，絕對不叫“叔叔”，而是把書包像擲手**般地往大床深處一扔，便翻小人書去了。我看看書架上的鬨鐘，問來客：“吃過飯了嗎？在我們這兒吃吧？”
“吃過了。”
“怎麼吃得那麼早？沒吃過吧？在我們這兒隨便吃點吧！”
我聽見愛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擱。
“確實吃過了。我在東單一個人買了一隻雞，喝了半斤酒。我把剩下的半隻雞送給一個上訪的婦女了，她牽著個丫頭。”
“再在我們這兒吃點吧，”也許是他那後半句話的效果，愛人走攏來，確是誠心誠意地說，“喝點大米粥，我這就去煮。”
愛人去小廚房了，我跟了進去。
“趕明兒你留人你做飯。我乾了一天活，我伺候不來。”
每逢這種情況我隻得忍氣吞聲。我趕緊端鍋要淘米。
“回屋去吧，人家找你就為了跟你臭聊。”
我回屋了。不一會兒，飯菜都端進來了。愛人特意炸了蝦片和花生米。我知道，她的心是美的，隻是我們的生活條件太差了，一顆美麗的心是無法在這樣的條件裡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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