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夜九時三十四分，我站在**廣場紀念碑的須彌座旁，就著身旁一位姑娘打出的手電筒光，正抄著一張剛用膠布粘上不久的抗議壓製悼念周總理活動的七言詩。這時的**廣場，不但已經沒有了雪山銀海般的花圈，而且，經曆了白天一係列激昂的場麵後，籠罩著一種大雷雨前的鬱悶氣氛。儘管如此，紀念碑附近仍舊不斷出現新張貼的詩詞，而且，一些包括我這樣願把曆史見證人的職責承擔到底的革命群眾，還在那裡積極地堅持著針對“三人十隻眼”的抗議活動。我還沒抄完那首詩，忽然，身後有個小夥子大聲地提醒說：“注意，那些披棉大衣的家夥甩掉大衣了！”
我和肩靠肩的幾位抄詩者同時回過頭去，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陡然，本來故意搞得灰黑一片的廣場，每個燈柱上的所有圓燈猛地全亮了。
這時已是九時三十五分。
我本能地隨著激昂的人群轉身朝廣場西南角跑去。正當我被憤怒和驚愕弄得幾乎發狂時（我雖然估計到會有比白天更嚴重的壓製，但萬沒想到從一百米外撲來的黑影竟**裸地舉著粗大的棍棒），驀地，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穿著藍工作服的小夥子跳上了前麵的燈柱，他雙腳緊攀，左手緊抱，右臂猛烈地揮舞著；我一輩子忘不了他那樸素的短發下，被真理之光照亮了的那張漲紅的臉，特彆是那雙閃著無畏光芒的眼睛。我和身邊一同奔跑的人不由得奔向他所在的那根燈柱，這時雖然燈柱上的廣播喇叭中諷刺性地轟響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樂曲，我們卻仍能聽見他指著紀念碑呼出的聲音，那聲音即使在我們這一代人死去化為塵土之後，相信也會存留後世的——聽：“他們這樣不行！不行！不行！我們要鬥爭！鬥爭！鬥爭！從1840年以來，從1919年以來，從1921年以來，從1949年以來，中國老百姓爭取的是什麼？什麼？我們爭得的不能丟！失去的必須奪！沒有的必須創！……”
這時傳來了第一批殘暴的踢打聲和慘叫聲。“衝出去啊！”是他在喊？是周圍的人在喊？是我在喊？記不清……
也許是殘暴的歹徒一時疏忽，更可能的是被集合去的並非全是冷血動物而有意“網開一麵”，我和五六個“幸運兒”竟得以衝出了包圍圈。
回到家裡，我氣憤得一陣陣打顫。我惡心，我想吐。愛人一旁安慰我，但我隻銳利地射了她一眼，便不再看她。她雖聰明，卻太善良。她猜到了壓製，卻絕對想象不到帶血的棍棒。
披著愛人送到肩上的舊呢大衣，我呆坐了整整兩個小時。愛人把我抄來的詩文，同前幾天我倆已經謄好的詩文合到一起，擱到了裝大米的陶罐的底部。我聽見她做這件事的聲音，卻沒有跟她說一句話。愛人辦完了這件事，便和衣在床上倚著，先是望著我發愁，後來實在熬不過，合眼發出了輕輕的鼾聲。
我的思緒從冷凍般的憤怒，逐漸化為針紮般的痛苦，又轉為沉重的思考，最後，卻隻剩下了那燈柱上青年的形象，和他那每個字都有千斤般重的激昂號召。
我是個業餘雕塑愛好者。我覺得心中已經屹立著一尊無比壯美的塑像，我完全忘記了有被追捕的可能，我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隻想立刻把心中的這尊塑像再現出來。我忽然產生了一種感覺，就是我負有一項重大的曆史使命，我必須完成這尊塑像，不管我需要冒著多麼大的風險。
當愛人驚醒，走攏我身邊時，我手持的畫板上已經出現了最初的草圖。那攀著燈柱揚臂疾呼的青年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愛人的全部身心。
“誰？”她雙手搭在我肩上問。
“他！一個英雄！一個大家都應該記住的人！”
是奇跡也不是奇跡，我一直沒有被捕。被“***”控製的公安局派人去廠裡查過我，黨委並沒有專門商量過如何應付這種事，但他們麵對公安局拿來的明明有我側影的相片，卻個個表情自然地否認廠裡有這麼一個人。合同醫院的大夫在這事發生後的第二天，便一反常規地來我家“出診”，並給我留下了長休的病假條（大家也知道我確實有慢性腎炎）；街道治保主任陳大媽見著我總是慷慨地報之以真誠的微笑，唯一對我不滿之處，就是屋裡既亂擱著那麼多的鉛絲、木條、膠泥，為什麼不養成拉上窗簾的習慣，以免“有礙觀瞻”。
在這“病休”的時間裡，我廢寢忘食地工作著。塑像已具雛形。偶爾有生客來家，問道：“你這又塑什麼呢？”
愛人總是搶著回答：“架線工。”
熟客來了，我就拿出設計圖，請他們看，一邊小聲地傳達著他的召喚。
廠裡的幾個小夥子輪流來當模特兒，摟著我那小平房裡的舊木柱子擺姿勢。我總是不滿意他們，常常說：“都不能傳神。應該找到他，請他自己來。”
“是呀，該找到他！”愛人這麼說，同誌們這麼說，我也這麼說。
但是，在那陰雲四合的歲月裡，到哪兒去找他？他在哪兒呢？也許，在監獄的鐵窗中；也許，像我一樣，在某個隱蔽但並不消沉的角落，也許……不敢往下想了。
我們的估計從方向上看總是正確的，但我們的估計從程度、速度上看卻總還是顯得保守。我以為起碼還得“病休”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門口曬曬太陽，沒想到僅僅半年以後便雲開霧散。
“我恢複了上班，在宣傳科裡又成了個忙人；我和愛人一塊大搖大擺地去逛王府井；我對每一位來家的客人，無論生熟，都樂於揭開蓋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請他們代擬除了《架線工》以外的任何恰當題目……”
我開始積極地尋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時許，我徘徊在**廣場的木板牆邊。因為紀念堂正在動工，所以出現了這樣一道木板牆。木板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和小字報，還有童懷周編輯、油印的《革命詩抄》。人們的情緒是複雜的：為打倒“***”後能暢快地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為*****未得平反和***同誌未能恢複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滿期待。
我不僅仔細地每一份貼出的文字，而且，還用了很長一段時間由西向東，由東向西，仔細觀察著前來這裡的第一個小夥子——我想，如果他還健在，他一定會到這裡來。啊，這些小夥子們，他們的麵容多麼嚴肅，從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們那火熱的胸膛裡，跳動著一顆顆拴係著祖國、民族命運的紅心……當然他們裡麵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於有明顯弱點和缺點的人。有的臉上長有粉刺；有的曾為很無謂的事情同彆人吵過架，脖子上的筋脹起老高；有的至今寫一篇千字文還總要出十來個錯彆字；有的早上愛睡懶覺；有的在電影院裡偷偷吸煙；有的總愛不合時宜地對彆人開玩笑……但是在這**廣場，麵對著與整個祖國和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場麵，大家的心弦共鳴了，步伐趨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覺地擺脫了庸俗和淺薄，誠摯地思考著曆史提到他們麵前的艱深而複雜的問題……我望著他們，一個個檢驗著他們，雖然我沒能找到他，但我不應當失望，我發現了一條規律：當一個人為祖國和民族的命運思考的時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揚，其神態也總能煥發出一種異樣的端莊肅穆的光彩，令人產生美感，令人願意親近……我要攝取這諸多小夥子的共同神髓，賦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沒有等到他，卻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消息。在廣場東側的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訴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獲得了釋放。他告訴了我一位被釋放的小夥子的姓名住址，據說，這位小夥子正是因為公開演講被捕的。
我想，這應該就是他。我氣喘籲籲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條名稱古怪的小胡同，這條胡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麵；我邁進了一個古老的小院，同北京無數的小院一樣，由於十八年來建築業處於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諒的狀況，人們隻好“自力更生”，到處是蘑菇般的自蓋小屋；全院起碼有七八家人，卻仍然隻有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我呼喚著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門開了，有聲音請我進去。
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我麵前的小夥子儘管年齡上同他差不多，大約有二十三四歲，相貌卻完全不同：頭發蓬鬆，鬢角留得很長，穿著頗為講究……但架著一對木拐。
說實話，一開始，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好。他顯得疏懶和慵倦，完全沒有我預先臆測中的那種雄姿英態。
作了簡單的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之後，我不免問他：“你是為什麼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說：“他們說我發表了反動演說。其實，我不過是大聲議論了一陣。”
他似乎沒有興趣重述那些議論。我也就暫且不問。我環顧著他家的小屋，隻有十二平方米的樣子，簡樸而整潔。
“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我媽。她是個會計。她有冠心病，身體不好。”
“你被捕以後，她一個人可怎麼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問。
沒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說：“怎麼生活？從某些方麵看，她生活得要比以前還好！因為，自從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們單位就不斷有人來，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兩個果子麵包，有的來了就搶著洗衣服；還有一天，來了四個小夥子和一個姑娘，姑娘把媽媽拉去逛天壇，等媽媽回到家，屋子整個重新糊了頂棚，噴了牆壁，樣樣東西都撣過、擦過，爐子上的鐵壺也用去汙粉擦得鋥亮；在北牆上，還掛上了一張新的周總理像，是挺少見的一個鏡頭：跟陳老總、賀老總在一起參觀展覽，胳膊抱在胸前，笑著……媽媽望著這一切，先是微笑，然後就坐在床上，哭了……”
我望著那張仍舊掛在北牆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動著曆史，平凡的事反映著人心的背向。
看來，我不應當執拗地把眼前這樣的青年當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那樣，我反而會求全責備，反而不能發現他們心靈中最美麗、最高尚的東西。
我改變了采訪式的態度，同他閒聊起來，像麵對著火車上恰好坐在對麵的旅伴，像麵對著新結識的朋友。
他終於告訴了我，他在**廣場的演講的全部內容；那據以定罪的核心部分不過是這樣一段話：“我們就是要周總理宣布的那四個現代化！大夥想想吧，今天我們的生活不但沒有向前發展，還出現了倒退。原來北京有多少個電影院、戲院？現在又有多少？原來能有多個電影、多個戲看，現在能看到幾個？原來北海、景山咱們都能進去玩，現在能嗎？原來公園有茶座，能坐著喝壺茶，現在呢，退化為站著喝大碗茶了！原來喝啤酒一律給玻璃杯，現在呢？給粗瓷碗！原來汽車、電車上給老人小孩孕婦讓座是平常的事兒，現在呢？有的年紀輕輕的小夥子，照樣不讓！原來吃酸奶撂下兩毛錢就能吃，現在得先交五毛錢押金！原來訂下牛奶給你送到家門口，裝進小木箱，現在得天不亮跑老遠去排隊領！……同誌們，這都是為什麼？都是因為《文彙報》的那幾個黑後台，批什麼‘唯生產力論’，不許咱們過好日子！他們真是好話說儘、壞事做絕！……”
就為了這樣一段話，他被關押了九個多月，進去就遭到毒打，因為他也姓鄧，所以打得格外厲害。最後他脊椎被打壞，造成了現在雙腿癱瘓。
我和他暢談了兩個多小時。當我們告彆時，幾乎已經成了莫逆之交。
他架著雙拐把我送到門口，用下巴點著狹窄的胡同和陳舊的灰瓦平房對我說：“不能讓這一切再這麼落後下去！咱們應當有更美好的生活！我為什麼想說說心裡話，想踏踏實實做點事，為的就是這個……”
他眼裡閃著晶瑩的光。停了停，他又說：“黨中央好，咱們有希望了。可喝啤酒暫時還得用粗瓷碗，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也不那麼容易，該做的事很多……咱們都好好乾吧！”
回到家，我把見到的人形容給愛人聽。我並不諱言他的缺點，比如性格不夠開朗，哲學知識還不夠融會貫通，說話時常常啃手指甲，但他肯定是一個思想高尚、敢於為真理而犧牲的青年。是的，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而完美的蒼蠅隻不過是蒼蠅——小鄧這樣一位青年，勝過一整打小節無疵，但就是不敢講真話，不敢對祖國未來負責的庸人；何況小鄧他們還會不斷成長、前進……
被釋放的*****受害者越來越多，我通過小鄧幫忙，幾乎找遍了每一位誌士，但是，我沒能找到他；我把他的形象講給他們聽，甚至請他們到我家觀看接近完成的塑像，他們都說似乎見到過這位英雄，但又無法落實他究竟是誰、究竟能在哪兒找到他。
我常常半夜、半夜地修改著他的塑像，我覺得我們結識的這些新朋友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包括外形同他迥異的小鄧，也向我提供了他的某些氣質。
愛人幫助我分析，既然被捕入獄的人裡沒有他，那麼，那晚他一定也衝出了包圍圈，我應當換個角度，再從未被捕的*****參加者中去尋找他。
一個春雨淅瀝的星期天，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線索，據說某出版社有位編輯，在“四五”那天，曾在燈柱邊有一樁感人的事跡；告訴我這線索的人語焉不詳，因為他也是輾轉聽說。
星期一上午，我打著雨傘，找到了出版社，果然有這麼一位編輯，但那絕不是他，因為站在我麵前是位身材苗條、皮膚微黑、足蹬雨靴的年輕姑娘。她正為一篇什麼稿件同彆的編輯同誌衝動地爭論著，很忙，聽到我發出的“找唐編輯”的聲音，這才轉過身來，盯了我一眼，大聲地問：“找我？送稿子來的嗎？”
我猶猶豫豫地說：“不……我找一位姓唐的男同誌……”
“沒有。”她乾脆利落地說：“全編輯部隻有我一個人姓唐。”
說完，她就打算扭回身，繼續同剛才的爭論對象接著爭論。我忍不住歎了口氣。也許是我歎得太重了，引起她的好奇，她在欲扭未扭之際，忽然又穩住身子，瞪著我問：“你有什麼事嗎？”
我便把為什麼來這兒的原因說了。說到我那未完成的塑像，我不禁激動起來。
她和同屋的編輯們都睜大眼睛聽我講述一切。我剛說完，原來同她爭論的一位戴眼鏡的男同誌便指著她說：“你也不算白來。她確實有段燈柱下的事跡！”
她卻把手使勁一擺，皺著眉頭，甩著嗓門對那位男同誌說：“算啦！我那算什麼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