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窗縫瀉入司機老趙和公務員胡嬸的逗笑聲。這說明爸爸在家。
爸爸一定是清晨才回來的。可以想見他的倦容。此刻，他或許已經進入浴後小憩了吧？
爸爸剛開完一個重要的會議。會議的消息業已在剛才電台的新聞廣播中報道。我是為了對表才打開床頭櫃上的收錄兩用機的。沒有聽完報道我便改放錄音，我翻了個身，使自己枕得更舒服些，一邊聽著德彪西的象征派音樂，一邊繼續看手中的。
我聽見屋門響一下。誰這麼討厭？我不想起床，不想洗漱，不想吃早點，當然更不想聽媽媽或者彆的什麼人的嘮叨。
我聽見一聲呼喚。這聲音令我詫異。我本能地把手中的塞到了枕頭底下，轉身坐了起來。
進來的是爸爸。他穿著銀灰色的對襟毛線衣，拖著草編拖鞋，大約剛剛刮過臉，他身上發散著一股清爽的剃須膏的味道。
他坐到我床邊的電鍍折椅上，把錄音機的放音量旋小些，問我：“這是什麼音樂？”
“法國印象派音樂大師德彪西的‘海的素描’。”我告訴他。一邊鎮靜地穿著衣服。
他便又把音量調大些，諦聽了一陣，微笑著說：“這就是***咒罵過的德彪西嗎？啊，‘海的素描’……”
在我站起來穿褲子的當口，爸爸從枕下翻出了那本我從他書櫃裡偷出來的《金瓶梅》。
我注意觀察著他的表情，“先發製人”地說：“我二十三歲了，爸。該讓我懂得世界上的一切了。”
爸爸摩挲著書皮，猶豫地說：“可是這本書，你們青年人……”
“我們青年人並不都是一種狀態，一個水平，”我截斷他的話，衝動地說，“您以為我是為了琢磨那些‘此處刪去一百二十九字’的地方，才來讀這本書的嗎？”
我以粗魯的動作穿上毛線衣，準備同爸爸辯論到底。但是他拍著書皮，回憶了一下，藹然地說：“我偷看《金瓶梅》的時候，比你還小一歲。”
他沒有再說什麼，隻是把《金瓶梅》又塞回到了我的枕下。我忍不住微笑了。心裡頓覺鬆弛了許多。
“你每個星期日，都是這時候才起床嗎？”爸爸站起來，替我打開窗戶。一股潤澤的早春氣息撲進了屋來。
我樂於在這一點上做自我批評：“如果沒有人來叫，那就比這還要晚。”
爸爸嚴厲地望了我一眼，我趕緊跑到盥洗室洗漱去了。
洗漱既畢，回到屋裡，隻見爸爸依然站在窗前。他雙手背後，望著窗外什麼地方——也許是院東那幾竿綠竹——並不轉過身來，問我道：“今天你是怎麼安排的？要溫**學裡的功課，還是要去會你的朋友？”
我回答說：“都可以安排。也可以都不安排。”
爸爸轉過了身來，平靜地囑咐我說：“那好。上午你陪我出去轉轉，下午再溫習功課。”
我頗為吃驚，一霎時無以應對。
爸爸讓老趙把小轎車停在了一條小街街口的空地上。老趙什麼都沒有問，這當然是他的一種工作習慣。我也什麼都沒有問，因為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何必沉不住氣。
“陪我散散步吧。”爸爸隻說了這麼一句，便領著我款步朝小街裡麵走去。
這是一條很僻靜落寞的小街。彎了幾彎，出得小街，眼前頓時開闊起來。原來呈現出一片湖水。我很驚異於湖冰融化得這麼早。湖邊的鐵欄不大完整，一般粗的白楊樹環湖而立，幾隻麻雀啁啾著追逐於尚未發芽的樹杈間，晴朗的灰藍色天空，倒映於還浮著殘冰的湖水中。遠處的鐵欄邊有幾個人在垂釣，近處的湖岸上有幾個兒童在放最簡易的“屁股簾”風箏。一陣抖空竹嗡嗡聲傳來，夾雜著幾聲爆竹響。
這裡的空氣是清新的，氣氛是恬靜的，但是我不理解爸爸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帶我到這裡來散步，因為倘若他圖的僅僅是清新恬靜，他儘可以讓老趙把我們送到玉皇山一類的地方去。
我望著爸爸儀表堂堂的側影，默默思索著。我前一陣看了不少新出現的文藝作品。有許多作品試圖刻畫和我爸爸級彆相同或稍高稍低的乾部形象。而我看了總忍不住啞然失笑。這些角色或者被表現為離開小轎車就活不下去，或者被表現為硬要同普通群眾一起擠公共汽車。因此我總有一種看“卡通片”的感覺。事實上像爸爸這樣的乾部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角色。昨夜他還在某個神聖的地方開會，那可能是近二十四小時內世界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今天上午他卻來到這最平庸的地方散步，並且帶著同他隔膜甚深的兒子。
我在爸爸左側稍後的部位上與他持保著同速，同時輕輕用口哨吹著《讓雨把我淋濕》，心中發誓絕不頭一個開口。
到底還是爸爸首先同我講了話。他的話很怪，我聽見他問我：“這一向你晚上睡得好嗎？做夢不做夢呀？”
我懷疑這問話裡潛藏著某種深意，考慮了一下，才慎重地回答說：“我一般都是‘黑甜一覺’，偶爾也做夢，可是一睜眼，就把夢全忘光了。”
爸爸走近湖邊鐵欄，朝對岸眺望著。對岸的天際輪廓線是一座新建的高樓和一片灰瓦舊房勾出的“凸”字形，並不怎麼爽目。
爸爸並不看著我，盤問說：“你媽媽告訴我，你談上戀愛了。那女孩子果真比丹麗強麼？”
丹麗是爸爸媽媽老戰友耿伯伯的女兒，我們倆同歲。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爸爸媽媽同耿伯伯耿伯母帶著我倆遊故宮，進了太和殿，我和丹麗高興地在光滑潔淨的青磚地上各翻了一個筋鬥，兩家的家長都笑彎了腰，耿伯伯望著金漆寶座說：“退回四十多年，你們這樣大鬨金鑾殿，是要殺頭的哇……”說完又笑得喘不過氣來，於是我同丹麗嚷著：“誰敢殺我們的頭！”又各自翻了一個筋鬥……
我們倆小學一直在一個班。沒等上到小學畢業就趕上了“大革命”。耿伯伯在“大革命”還沒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就“畏罪自殺”了，耿伯母打人了不許回家的“勞改隊”，有一段時間丹麗就住在我家，我媽媽總算每天能從“牛棚”回來，眼裡掛著血絲，照料我們一下……
但是這一切都像一場已經過去的噩夢。如今的丹麗，女式軍裝敞開的衣領裡露出鵝黃色帶黑花紋的毛線衣，她已經是一名作風潑辣的見習軍醫，衣兜裡總揣著聽診器，到了我家，媽媽總是百依百順地任她聽了前胸聽後背，迷信於她那些一套一套的醫學術語。媽媽也曾建議她給我聽聽心肺，她便命令我撩起衣服，我給了她一句難堪的話，她便舉著拳頭咯咯咯地笑著繞桌子追我……
爸爸媽媽，加上耿伯母，自然都希望我們能戀愛、結婚。我不知道丹麗對我的“抗議”和嘲笑裡是不是也包含著這樣的意思。
可是我必須這樣回答爸爸：“她不一定比得上丹麗。我願意和丹麗做一輩子朋友，卻不願意和丹麗結婚。我不愛丹麗，我愛她。”
爸爸雙臂張開，扶住湖欄，依舊朝對岸眺望著，繼續問我：“這個‘她’什麼地方打動了你呢？你該不是一時的衝動吧？”
我眼前浮現出了“她”的麵影，她的家庭和本人身份都比丹麗低微，她同我的感情是在農村插隊時潛伏、在上大學後萌發的。儘管校領導用了許多愚笨的辦法來禁止同學們談戀愛，像我和她這樣的戀人卻班班皆有。其實戀愛是不應也不能禁止的，應當禁止的是荒廢學業，而明智的戀人是不會因戀情而放棄事業上的奮進的。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懂這個。他應當比我們大學裡的那些冬烘先生們高明一點。
對於爸爸的提問，我本想做出否定性的回答，我的性格卻促使我偏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我也說不清‘她’哪點兒打動了我。我愛她，純粹是出於一種衝動。”
爸爸把臉轉向了我，微眯著眼，深入到斑白鬢角的魚尾紋抖動著。我萬沒想到，他對我的話是這樣的反應：“你真愛她就好。人年輕的時候，這種衝動很難避免。”
我們繼續散步。湖邊的樹木都還沒有抽芽。**裸的枝丫使各種不同的樹木看起來那麼相似，有如雷同化的電影般令人生厭。我不明白，爸爸為什麼對眼前那些沒有葉片的樹木充滿了辨認的興趣。“這是一棵槐樹，唔，國槐；這是一棵歪脖柳，它怕有一百歲了；那邊那棵是什麼樹？你認認，認得出嗎？”
爸爸所指的，是一株立於沿湖小院院門的樹。這株樹有水桶般粗，不甚高大，樹冠上的分權長而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