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門合上了。
開電梯的胖姑娘撳了一下有“10”字的方鈕，方鈕亮了。能感覺到電梯在向上移動。胖姑娘懶洋洋地坐在操縱盤下的電鍍椅上，看報紙上的影劇廣告。
好，隻當胖姑娘不存在。
她望著他。一刹那間，她覺得世界上隻存在著她和他。
他微笑著。他的頭發花白了，但仍舊那麼豐茂。他額頭、眼角、耳邊的紋路，細碎而明顯，但他的麵龐總體來說還是那麼神采奕奕。他腮幫和下巴的胡子儘管刮得非常乾淨，但留下了一片均勻的淡墨染出般的印跡。他的喉結仍是那麼尖銳結實。
她把眼光移開。她受不了他那雙眼睛裡射出的光，那並不是譴責、嫌棄、輕視、懷疑的光，恰恰相反，那眼光裡充滿了寬容、關懷、尊重、信任。唯其如此，她受不了。
電梯在向上移動。
她和他是在人行道上邂逅的。
她一眼就認出了他。最近報紙上還登載了一篇記者的專訪，附有他的照片。近兩年來，他的照片經常出現在報刊上。有一回電視裡還出現了他的大特寫，並且有他一段錄音講話。她痛楚地意識到，這正是他。
他也一眼就認出了她。雖然她老了許多，而且消失了昔日的活潑，但是她的輪廓，她走路的姿勢，還是使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他遇上她，內心裡湧動著真誠的快樂。
他就住在前麵新建的高樓裡。他邀請她上去坐坐。她答應了。
他們都感到有許多話要談，但是他們一時又並沒有說什麼。進了電梯，他們隻是相互微笑地對視著。
她望著電梯一角的電話。電話機是鮮紅色的。
那號碼盤在旋轉嗎？她眼裡浮出了一朵鮮紅的西番蓮。是的，當他們都在大學裡讀書時，他們的宿舍樓前麵，的確種得有許多的西番蓮。是盛夏，柳樹上的蟬兒一聲聲地長鳴著。靜靜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過暗魅魅的走廊，拐彎，下樓，出樓……呀，滿眼白晃晃的陽光。
世界成了一張漏光的膠卷。刺眼的白。
要等到她在湖邊的那個隱秘的角落裡尋到他時，眼裡才能重新充滿律動著的線條和色彩。
一球蒲公英。他放到她的嘴邊，她尖起唇兒吹了，噗、噗、噗，絨毛兒逆光飛散，閃著銀斑。有一根淘氣的頸毛飛回來迷了她的眼。她偎在他的懷中，該他尖起唇兒吹了，噗、噗、噗，她輕輕地笑了，睜開流淚的眼睛……
世界成了一張雄健美麗的臉。臉上寫著一個字：愛。
……電梯停住了。是五層。進來了兩個小姑娘，中學生。
電話機為什麼要搞成鮮紅色的？
電梯繼續上升。
“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她知道他得問這個。
她卻並不需要問他。他自己寫過文章，發表在一份發行量極大的雜誌上。還有記者的專訪，對某些細節渲染得淋漓儘致。還有一篇，是個二十幾歲的新起作家寫的，那主人公分明是以他為模特兒的。她讀得很仔細。
他是受難者，是蒙冤的天才，是韌性的勇士，是幸運的強者，是無數青年崇拜的詩人。
而她呢？
“非常簡單。我從大學提前退學以後，一直在一個機關的總務科當職員。”
“你為什麼提前退學呢？”
“理由是家庭生活困難。”
“這是全部原因嗎？”
“當然不是。自從你被戴上帽子，勒令退學送去勞動教養以後，我就覺得上大學沒有什麼意思，特彆是學我們那個專業……”
沉默。
電梯又停了。兩個女學生走了出去。好。
電梯門斯斯文文地合攏來。
電梯繼續上升。
那個二十幾歲的新起作家寫的那篇，使她深深地激動，也使她深深地失望。
激動，是因為那個男主人公。的確像他。他當年的那些詩句，今天回憶起來，依舊火辣辣的，可以使卑鄙者發抖，使懦弱者振作。
失望，是因為那個女主人公。不曾存在過那樣一個人。她在高壓下背棄了他？她在自責中沉淪？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還算單純。
依舊是盛夏，柳樹上的蟬兒依舊一聲聲長鳴著。依舊是靜靜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過暗魅魅的走廊，拐彎，下樓，出樓……呀，滿牆斑斑駁駁的紅紙綠紙。
世界成了一張塗寫得亂七八糟的大字報。看不懂。
她追到校門口，那輛運送他們的大卡車已經開動了。揚起一些塵土。
她看到了他的後腦勺。那使她生出無限愛憐的後腦勺。這後腦勺沒有向前拉直，也沒有向後旋轉。
她知道他不會怨恨她。沒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關係。沒有人要求她特彆為他表態。自從事態明朗以後，他沒有找她，她也沒有找他。
蒲公英的絨毛兒逆光飛著，旋轉著，升沉著，遠了，遠了……
她告彆了那個後腦勺，告彆了她隱秘的初戀，告彆了對世界的天真的看法，告彆了溫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她也的確曾經幾乎忘掉了他。
什麼在響？哦，是電梯頂棚上的風扇。
什麼在響？哦，是銀行裡的算盤。
她的丈夫，一個渾身都顯示著與世無爭的會計，當年正是在銀行裡，搓著手，謙恭地微笑著，由介紹人介紹給她的。當時環繞著他們的氣氛，就是一些不緊不慢的算盤聲。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個子麵前不會使高個子尷尬，站在小個子麵前也不至於使小個子慚愧。她丈夫體軀清瘦而不乾癟，五官端正而不俊秀。那是個謹小慎微的好人。
“小點聲，你小點聲……”丈夫時常望著與鄰家之間的隔牆，提醒著她，“小聲點好。”
一九五八年，銀行裡和學校裡都補劃了右派。丈夫買回來一罐臭豆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塊擱到瓷盤裡，壓低嗓門對她總結說：“少提意見，少發言，彆得罪領導，彆管閒事，彆胡思亂想……”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嘬著滋味，害怕，然而滿足。
一九六〇年，人們都聽說了關於彭德懷的事。丈夫帶回一包蜜棗來，珍惜地一顆一顆地擺到瓷盤裡，對她的小聲詢問和議論隻是不住地搖頭，最後抬起眼睛，可憐巴巴地哀求她說：“咱們沒聽過傳達，是不？咱們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該議論，是不？”他遞給她一顆蜜棗，提醒她吐核時要小心——那棗核兩端非常之尖，弄不好會刺破嗓子眼的。
……他們平平安安地活過來了。她為他生了兩個女兒。在十年大動亂當中，他們沒有被抄家也沒有去抄彆人的家，沒有被揪鬥也沒有揪鬥過彆人，沒有下乾校也沒有被扣發過工資，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甚至也不是“逍遙派”，因為他們沒有一天敢於不去上班，他們服從一切人的領導：**委員會、工作組、紅衛兵司令部、軍宣隊、工宣隊、革委會、“新黨委”……他們隨著大多數人揮動紅寶書，呼口號，家裡該掛什麼像時掛什麼像，該摘什麼像時摘什麼像……
隻有一點沒有變，就是他們居住的那間小屋。隻有十四平米。從女兒出生到送女兒去農村插隊，從女兒從農村回來到分彆當了售貨員和售票員，一直是那麼狹小，那麼低矮，那麼潮濕，那麼陳舊……
然而這電梯是新嶄嶄的。
他如今天天享用著這新嶄嶄的電梯。
他曾經連十四平米也沒有。他曾在冰天雪地裡受過苦。他曾隻穿條褲衩，在地層深入掄鎬刨煤。他曾滿身蟣虱，並被人看作形同蟣虱之物。他曾有過小小的起複，接著又陷入更大的沉落。他行過萬裡路，他湊過厚厚的一大卷生活之書。他曾大聲哭過，他也曾大聲笑過。他在最沉淪的時候，也曾獲得過同情與信任；他在最痛苦的時候，也曾保持著堅韌與希望。人們始終記得他。他也始終沒有失去自我。
當他重新回到詩壇上來時，老讀者毫不猶豫地向他歡呼，新讀者即刻便記住了他的名字。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累累的創傷，便是生命給予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麵，都標誌著前進的一步。”他戰鬥過，他曆經過苦難，他的生命便獲得了嶄新的價值。
然而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