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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墨西哥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裡出台了一項重大的經濟改革方案，旨在推動墨西哥經濟的現代化。p
這項方案是兩年後為建立“華盛頓共識”采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大的方麵：通過大幅度削減進口關稅以及最終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開放本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p
除石油、天然氣和能源產業外，大部分經濟部門實行私有化並放鬆管製；推行旨在控製通脹的穩定方案，這一方案以維持比索和美元幣值的緊密掛鉤為基礎。p
具體來說，比索相對於美元的彙率每天隻能在預先設定的微小範圍內波動。區間非常狹窄，以至於墨西哥所有的彙率政策都必須考慮比索與美元之間這種非常剛性的彙率關係。p
政府、私人部門和工會之間達成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共識，這就是著名的經濟穩定計劃，旨在控製工資和物價的上漲速度。這一共識由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撐，以便使通脹壓力總體上處於可控區間。p
以經濟穩定計劃為基礎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關鍵特征，並使其與此後智利、阿根廷等國的改革方案有明顯區彆。p
經濟穩定計劃的年度調整成為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眾對此充滿期待，但有時也表現出焦慮。p
這份經濟穩定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使改革獲得墨西哥民眾的政治支持。p
領導墨西哥工人聯盟的傳奇領袖菲德爾·貝拉斯克斯每年參與審議和決策，為墨西哥改革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這是其他拉美國家的改革不具備的。p
將彙率作為抵禦通脹的工具，值得特彆加以關注。p
自1976年以來，墨西哥公眾就將彙率變化與通脹聯係起來。每當比索貶值的時候，進口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作為回應，工會會要求漲工資，這給物價上漲增加了額外的壓力。它反過來導致了比索的進一步貶值、民眾對通脹的更高預期以及工資和物價的進一步上漲。p
為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墨西哥當局在1988年決定將比索與美元掛鉤。這一政策背後的想法——如果比索貶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製，通脹預期就會下降，從而使墨西哥的通脹達到與美國相近的水平。p
儘管有薩利納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經濟在1988年到當下的表現並不理想。實際經濟增速平均僅有28，明顯低於智利的71、哥倫比亞的41，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出口雖然有所增長但並非特彆出色，實際工資徘回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儲蓄出現顯著下降，貧困率繼續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過去那樣傾斜。p
積極的方麵就是財政預算在1992年實現了平衡，通脹率下降到偏高的個位數，保護主義在各個層麵上都被取消。p
即使缺乏顯著的經濟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專家、學者、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視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桉例，從而獲得一致讚譽。p
在某種程度上，“墨西哥奇跡”這一說法就是這些機構創造出來的。這種熱情和樂觀源於許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對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認為即使效果沒有立即顯現，不久的將來也會有成效。p
由於克林頓政府努力向公眾和國會宣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各種益處，“墨西哥奇跡”正在實現這一流行的觀點，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p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後，一大批觀察家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會顯著加快投資和出口的增長，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會因此變得讓每個人都能看到。p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經常引用墨西哥的經驗，以此作為成功桉例來論證在民主政權下成功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可行性。p
實際上，墨西哥經常被拿來與智利比較，後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專製的軍政府推動。p
由此推測，有人渴望找到一個在民主體製下成功實現市場化改革的桉例，美國官員尤其如此，這也有助於形成墨西哥表現出眾的觀念。p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潰前幾個月，財政部部長佩德羅·阿斯佩在倫敦經濟學院久負盛名的來昂內爾·羅賓斯講座發表演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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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講座公開發表的版本對墨西哥抵禦通脹方案遵循的邏輯做了最為全麵的解釋。按照當時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觀點，固定的比索幣值將迅速消除通脹的慣性，為價格上漲設置上限。p
墨西哥的經濟穩定計劃成功降低了通脹的慣性，但沒有根治它。p
這使墨西哥的通脹率下降緩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價和成本比國際價格上漲得更快。由於本幣幾乎完全釘住美元，墨西哥的國際競爭力逐漸下降——墨西哥出口商從每美元商品中獲得的比索數量保持不變，但是工資、租金、稅金和保險等國內成本卻持續上升，這壓縮了出口商的利潤空間。p
1989年的布雷迪計劃重組了拉美國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積累的債務，墨西哥外債規模顯著降低。從那時起，墨西哥對境外投資者開放本國金融市場，開始將國有銀行私有化。p
由於采取了這些政策以及感覺墨西哥要發生某種經濟奇跡，國際資本市場將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開始大規模投資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業發行的證券。p
由此形成的資本流入飆升，使該國得以為日益增長的龐大“經常賬戶”赤字融資。p
“經常賬戶”餘額是衡量一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最全麵的指標，從1992年至今，這一赤字平均幾乎達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此高的赤字是極其危險的。p
因為政府開支得到了控製而且流入的資金主要是私人性質的，所以很多分析師，特彆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儘管資本流入的規模非常龐大，但是並不需要為此擔心。p
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家都在爭論經濟改革的正確步驟，探尋哪些市場應該先自由化，哪些市場應該較晚或較緩慢地放鬆管製。大部分專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優順序應該是逐步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製，以避免因巨額的資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動性，從而導致本幣人為升值。p
與這一常規智慧相反，墨西哥選擇在1989年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製，而此時改革才剛剛開始。p
采取這樣的改革步驟是對很多因素的回應，例如墨西哥長期以來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傳統；該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強烈願望，而加入這一富國俱樂部需要成員國放棄對資本流動設置障礙。p
墨西哥的戰略與其他緊隨其後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智利對於資本自由流動就采取了一些限製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競爭力。p
由於沒有限製，國際金融家得以使大筆資金在墨西哥自由進出。僅1993年不到半年時間，墨西哥的資本淨流入就超過其gdp（半年）的8，與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和墨西哥的曆史數據相比，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p
大部分資金都是短期投機性的，投資於股票市場、私人部門金融工具和政府債券。p
到1992年，大量觀察家開始爭論經通脹調整的幣值或者經濟學家所謂的“實際彙率”走強，是否會威脅墨西哥改革的持續性。p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和拉美問題專家魯迪·多恩布什指出：“墨西哥經濟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彙率被高估”。p
世界銀行1992年11月公開的一份文件以一種不祥的預感提到，“開放資本賬戶還會使墨西哥暴露在短期資本流動劇烈波動的風險之下，即使國內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它也會把不穩定的外部衝擊傳導到國內”。p
這份文件還提到墨西哥可以“通過提高利率，或讓比索貶值的方法，應對這些危險”。p
為了回應這些憂慮，墨西哥當局再次強調了資本流入大部分屬於私人性質，而且政府財政收支是平衡的，因此沒有什麼好擔心的。p
它的立場基於以下三條理由：第一，墨西哥官員指出經濟係統本身有足夠的靈活性，以應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和衝擊，比如有彈性的利率和有限的彙率浮動區間。p
第二，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很快就會出現，這將帶來出口的大幅增加，消除“經常賬戶”赤字和貿易逆差。p
第三，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麵仍然是健康的，考慮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情況就更應是如此。p
墨西哥央行行長米格爾·曼西拉曾告訴《經濟學人》，貿易不平衡不是問題，因為它與外國基金的流入有關，而不是由擴張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導致的。p
而且，墨西哥當局在進行計算後認為，經過恰當的測算，經通脹調整的幣值高估並不像獨立觀察家認為的那麼嚴重。p
然而，這些分析沒有認識到，從長期來看，資本以超過全國總產出8的速度流入墨西哥，這是不可持續的，到了某一節點，資金流入的速度就會減緩，甚至戛然而止。p
儘管對於在長期時間中多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可以維持這一點並無定論，但分析師可以遵循一些有用的準則，以探究資本流入是否存在對可持續性的偏離。p
一般而言，大多數準則都呼籲將“經常賬戶”赤字控製在gdp的4以下，而在1992年至今墨西哥遠遠超出了這一水平。p
看完分析報告，南易敲擊了幾下鍵盤，調出今年會影響世界政治或經濟格局的重大事件、會議統計表，查閱與墨西哥有關的部分。p
作為將於6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籌備工作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代表於1月18日至22日聚集在哥斯達黎加聖約瑟城，通過了《聖約瑟宣言》。p
宣言重申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通過各自的努力和廣泛的、非選擇和歧視的國際合作，促進與保障完全遵行《世界人權宣言》及世界和區域人權文書規定的人權的承諾。p
宣言認為，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宣言強調人權與民主和發展關係，認為保衛和加強代議製民主是有效享受一切人權的最好保障。p
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國際社會必須儘快采取措施，通過適當機製實現這一權利，這種機製應當考慮到，在一個健康和生態平衡的環境中實現發展的權利是一項普遍權利。p
宣言對兒童、婦女、土著人民、弱勢群體、殘疾人、移徙工人及其家屬和老年人的境遇表示了特彆關注，呼籲國際社會進行合作，保護他們的權利。p
南易快速瀏覽了一遍宣言的31條正文，從中篩選出和原住民與毒品有關的內容，按照宣言裡麵的說法，參與《聖約瑟宣言》起草的國家有義務改善毒品肆虐的現狀，也有義務承認原住民對社會發展和多元性的巨大貢獻；p
重申對原住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福利的承諾，重申有義務尊重原住民的主動行動和參與；在不損害國家統一的情況下承認原住民文化的價值和多樣性以及社會組織形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