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瑪瑙斯。
土著兄弟農場，煙葉種植區。
種植煙葉對土壤的傷害不小，煙葉種植區被安排在農場的最外圍靠近亞馬遜叢林的這邊，而且也隻種植了區區的80萬畝。
由於煙葉上中下區域的成熟時間不同，用來製作烤煙的煙葉就不適合機械化開采，隻能人工一台一台的采，先收最下麵的，上麵的依次要生長更長的時間，不然不成熟會影響到烤製後的顏色品質。
褚德賢，韶州一位種植了多年煙葉，並十分精通煙葉烤製的農民，今年45歲，對農民而言正是壯年。
去年，他被土著兄弟農場請了過來，擔任煙葉種植區的副區長兼技術總工，一個月的基本工資折合5000斤豬肉，這還不算年終獎和一係列的補貼。
站在一望無垠的煙葉田旁，褚德賢從兜裡掏出一張經過裁剪的報紙，又拿出一個煙葉筒，往報紙上倒一點煙葉，把報紙卷成喇叭狀叼在嘴裡，從腰間摸出一個竹製的火折子，打開蓋子，吹了兩口氣，點燃報紙，重重的吸上一口。
旋即，吐出一口白中帶黑的煙霧，拿下嘴裡的煙卷，左手的大拇指按住鼻子擤了擤鼻涕，擤完，手指在胸前的衣服上抹了抹，腳又在地上搓了搓，抽抽鼻子，又把煙卷給叼上。
往前走兩步，摘下一片煙葉放在手裡端詳了一會，褚德賢感歎道：“地好，日頭也好，這一台煙葉不會差。”
把煙葉拿在手裡，褚德賢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在褚德賢的辦公室裡有一個話筒，直接連接著廣播站，進了辦公室，褚德賢拿起話筒，喂了兩聲，測試一下，然後喊道：“開摘啦！”
他的話音一落下，種植區的三個宿舍區，烏央烏央的人從宿舍裡出來奔向煙葉田。
煙葉種植區的工人來源比較雜，又從華囯招過來的煙農，也有東南亞地區的研修生，最主要還是南美地區的人員，什麼國家的都有。
褚德賢喊的是中文，能聽懂的沒有幾個，不過沒關係，工人們心裡都有數，隻要早上廣播響起聽不懂的話，那就意味著要乾活了，傍晚再響起，那就是收工。
中午吃飯不用喊，食堂會開著車把午餐送到地頭，在煙葉田裡，散落著中午可以打個盹的草屋，在屋邊上還有公廁和淋浴間，要是太熱，還可以衝個涼。
煙葉田上空，一架直升飛機在低速飛行，機艙裡雲霄煙草集團的副總裁陳景陽正探出頭巡視著下麵的煙葉。
雲霄煙草集團，由土著兄弟農場的三產公司和南若玢擁有的一家還未注冊，就連名字都沒想好的投資公司合資建立，算是神農南糧的第五級子企業。
陳景陽，胡建人，原華囯某小型卷煙廠的副生產廠長，精通香煙生產的各環節，被挖了過來擔任集團副總裁，負責集團的技術管理工作。
直升飛機在煙葉田上巡視了一圈，又飛往農場的碼頭。
在碼頭上，一艘小型貨輪停靠在那裡，農場的工人正興高采烈地從船上往碼頭搬著各種冷凍海鮮。
每個月，薑尚漁業的南美分公司的補給船都會往土著兄弟農場送一次海鮮，同樣，也會從農場帶走一些新鮮瓜果蔬菜。
有些漁船出海一次就會待上半年甚至是一年，為了讓船員能吃上新鮮蔬菜肉類，薑尚漁業就建立了自己的後勤補給船隊，分散在各地，就近從後稷農業的農牧場以物換物。
這種模式很受各個農牧場的歡迎，吃夠了自己種的蔬菜，自己養殖的牛羊豬肉，不時的有海鮮開開葷，是一種非常享受的事情。
土耳其，東部馬尼薩省。
雲霄煙草集團的總裁黃和祥正在煙葉田間考察煙葉的質量，雖然土耳其煙葉也是采用專賣製度，煙農並不能把煙葉直接賣給采購商，都是由煙酒局統一收購，但不到田間地頭走一走，就無法提前評估產品和質量。
和南易見過麵之後，上戸雅美派尹蓮娜從遠到近先後去了諾金斯克、盧甘斯克、新西伯利亞，她這一行是為了給雲霄煙草集團尋找建立卷煙廠的地址。
蘇修對煙草實行專賣管理，可到了現在，煙草專賣體製隱隱有被取消，煙草市場有對外全麵開放的態勢。
南易在讀研究生期間，聽到“休克療法”這個名詞之後，一直有在關注它的提出者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
傑弗裡·薩克斯曾經擔任玻利維亞總統顧問期間推行的穩定計劃，幫助玻利維亞的通貨膨脹率從每年的40000%降至每年的10%，後來陸續為阿根廷、巴西、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政府的金融改革提供建議。
一直到近兩年，薩克斯作為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經濟改革顧問，應邀準備了一項激進的經濟轉型方案；協助斯洛文尼亞政府引入新的國家貨幣，協助蒙古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改革和私有化等等。
不管是“休克療法”還是“私有化”，對南易來說都是非常美妙的名詞。
從莫丹兵營離開，南易來到高爾基公園，四下轉了轉之後，找了張椅子坐下，手裡拿著前幾天收集的往期《真理報》報紙起來。
早在80年代後期，蘇修理論界就出現了激進的改革思想。
這一切都源於蘇修的經濟困境，上天不是沒有給過蘇修人機會，早在七八十年代時，由於石油價格暴漲使得蘇修人外彙收入大增，當時他們有重新調整輕重工業嚴重失調的畸形的經濟結構的機會。
可惜的是，蘇修上層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將寶貴的外彙用於了軍備競賽和從國外購進大量的消費品來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
結果等到80年代後期石油價格大跌，原本由石油價格上漲而掩蓋的一些問題，陸續暴露了出來，蘇修不僅經濟陷入了困境，政治上也出現了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出現激進的改革思想也就不足為奇。
去年5月青年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就提出過“400天計劃”，8月底，受老戈和鮑裡斯（葉）共同委托，總統委員會沙塔林院士牽頭製定了“500天計劃”，隻是後來受製於黨派之間的鬥爭，這些計劃並沒有得到實施。
在莫斯科有一個經濟學家叫葉戈爾·蓋達爾，今年才35歲，他的人生就猶如開掛一般。
80年從莫斯科大學畢業；
1980年-1986年，擔任莫斯科大學經濟係助理研究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全蘇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主任研究員；
1983年-1985年，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專家組成員；
1986年-1987年，在老戈改革時期的科學院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預測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高級研究員；
1987年-1990年，擔任了蘇共重要理論刊物“CP”雜誌和《真理報》編輯、經濟部主任；
就是在這一時期，蓋達爾熱切地的關注正在波蘭進行的經濟改革，並且在報紙上多次發表推崇並帶有鼓吹休克療法的文章，蓋達爾此人可以說是休克療法的信徒。
離開《真理報》之後，蓋達爾又擔任了蘇修科學院和國民經濟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
南易對葉戈爾·蓋達爾這個名字耳熟能詳，上輩子看到關於鮑裡斯的報道，不時的就能看到這個名字，他會是不久後俄羅斯鮑裡斯政府的重要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