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開始的那一批奮進號上的手下，再到後麵越來越多的新加入的部下們，趙學寧本人就是他們最初的老師。
趙學寧給他們講述華人下南洋艱辛的發展曆史，講述華人在南洋地區幾百年來的生存遭遇，講述曾經的輝煌和更多的恥辱，講述他們被數次大屠殺屠戮的事實與背後的緣由。
無外乎不太懂政治，不怎麼團結，隻知道積累而不知道保護，缺少進取奮鬥的精神。
當然了，不太懂不意味著不懂，不怎麼團結也不意味著完全不團結，缺少擴張進取的精神，也不代表完全沒有。
生活在南洋地區的其他族群也也有這個毛病，歐洲人也一樣，也喜歡內鬥，人類的本質差得並不太多。
之所以華人群體會被數次屠戮而無法有效反擊，還是因為海外華人缺少組織，缺少能夠組織大家的組織意識和有效的組織方法。
所以麵對其他地方政權和殖民者團體的時候，就被他們用更加有效或者先進的組織形式打敗了。
而這個狀況，也有深刻的曆史根源與經濟因素。
宋朝以後，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形式就是國家層麵的二級或者三級行政建製，以及更基層的宗族社會，到了明清更是如此。
所以脫離了國家這一最大的組織之後，外出的海外華人所知曉、接觸和實踐過的最多的組織形式，就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組織形式。
尤其是外出主力所在地的兩廣、福建地區的居民，因為土地兼並劇烈、土地數量少、人口激增所帶來的一係列連鎖反應，以宗族和血緣關係為紐帶組成團體互相爭奪生存資源成為常態，貫穿他們的一生。
所以到了海外，大家還是自然而然的以宗族和血緣關係為紐帶來抱團。
這一組織形式能夠團結的人很少，缺少足夠的號召力。
人少，就沒有足夠的戰鬥力，更容易爆發內亂，而更不容易團結對抗外辱，很容易被外敵各個擊破，組織效率十分低下。
這個時候，以這種宗族方式為主要組織形式的海外華人麵對南洋的國家或者部落政權的時候，是不占優勢的，麵對海外殖民者以金錢利益為紐帶的公司式的組織形式，就更加落入頹勢了。
看似人多，然而華人組織形式的動員效率之低是難以想象的，不同組織之間彆說協同作戰，不互相拆台、背後捅一刀就算不錯了，哪裡還能互相協作一致對外呢？
其實如果這個時代的海外華人還能保留宋之前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形式的話，情況或許還會好一些。
可宋朝有鑒於唐末五代十國的殘酷修羅場，遂以律法形式禁止民間習武，尤其是唐末大亂的發源地河北地區，習武相當於犯罪，管控尤其嚴厲，遂徹底終結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一千餘年的民間習武風俗。
中國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形式以北宋為分水嶺，宋之前和宋之後是大有不同的兩種存在形式。
宋之前的人們的生活頗類秦製，民間多有耕戰結合的風俗，人多尚武，樂於習武，保留有平時為農、戰時為兵的古老習俗，且人多有產，具備一定的自發組織意識和戰鬥能量。
宋之後，禁武令下，民間社會的生活風俗完全更改，人多崇文，不習武，且由於土地製度的變更，傳統生活形式的經濟基礎被破壞，人地矛盾加劇，流民大規模出現，人口遷移成為常態。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各地無產流民往往聚集於各大經濟繁榮的中心城市討生活，使得城市人口數量大增，市民階層開始出現，也由此誕生了另外一個著名的存在——江湖。
所以宋以後的社會更像是一種遊民社會，而非有組織性的集體社會。
遊民社會的形成降低了社會基層的組織度，使得社會基層對抗國家權力的能力大大降低，這在無形之中也契合了王朝統治者們“弱民”的需求，皇權的力量開始大大增加。
統治者才不希望民間出現強有力的組織形式能夠對抗皇權。
也是由此開始，在人地矛盾的威脅之下，出海謀生成為了無產流民們的另外一種選擇。
可這些缺少文化素養、武學素養、主人翁意識的海外流民們，又能在他們有限的能力範圍內做出什麼改變呢？
他們沒有前後眼，所能看到的隻有眼前，吃飽都困難的前提下，還談什麼其他的呢？
沒有接受過相關組織形式的教育的前提下，能夠自發形成組織意識並且開創新的組織形式展開實踐，那是一種天降猛男的能力，一般人是不具備的。
在沒有歐洲殖民者的前提下，因為南洋土著本身拉跨的生產力，依靠先進的文明和生產力，儘管缺少組織度，但海外華人尚且能與之抗衡，可以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平衡。
但是歐洲殖民者來了之後，瞬間打破了這種平衡。
他們依靠更先進的生產力和組織形式，將華人和南洋土著一起降維打擊了，打得華人和土著們趴在地上起不來，想反抗都不知道從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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