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是拖，找各種理由拖著不交稅糧。鑒於蘇州府稅糧過重的事實，朝廷方麵也沒死追著不放。但不催不意味著不交，早晚還是得補上的。
當地百姓沒轍了，乾脆想了個辦法，把自家的土地賣給士紳豪強，然後去當佃戶。雖然土地沒了，但士紳豪強們家裡有功名或者有人為官，享受免稅田，一年下來好歹能分到些糧食勉強度日。
或者乾脆不種地了，改為去運河邊上打工、去紡紗織布、去販運私鹽，反正什麼掙錢乾什麼。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興旺於己何乾。
這樣一來，江浙地區的土地兼並現象越發嚴重，大部分田畝都落入了士紳豪強名下，登記成了免稅田，名正言順的不用交稅糧。
到宣德年間，朝廷實際上已經從蘇州府收不到多少稅糧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當地官府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願意得罪士紳豪強，根本不說實話。
派遣欽差下去整頓稅賦，結果剛到蘇州就引發了民變。亂民們不光公然抗稅，甚至聚集起來打家劫舍。而大多數田畝都劃在了士紳豪強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過了標準，更是難上加難。
眼見稅糧一點都收不上來了，朱瞻基隻好下旨減免，到了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稅糧從277萬石減到了72萬石，可依舊無法交齊。
當地民眾已經養成了習慣，寧可費儘心思造假、冒著殺頭的罪名抗稅，也不輕易納稅，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連以鐵腕著稱的張居正，在蘇州府推行新政時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於在信中稱蘇州府賴糧成癖，其鄉人最無賴，謂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濤登基的景陽年間，也不敢直接對江浙地區的官僚利益集團下手，隻能通過朝堂官員任免、封鎖海上通道、在廣東、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經濟中心等手段間接消弱其影響力。
可不管怎麼躲避，在長達十多年的執政過程中，雙方還是發生了兩次正麵交鋒。第一次在景陽四年，北方多省受災嚴重發生糧荒，而江浙地區的官僚集團夥同部分朝臣，為了對抗賑災新法，要用囤積居奇的手法來個一箭雙雕。
第二次發生在景陽十年的鬆江府，晉商集團和甬商集團鼓動民亂，實際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團的暗中支持。
法不責眾，是他們的慣用招數。當年他們用這一招對付過好幾任皇帝，隻是沒想到在景陽皇帝這裡栽了大跟頭，還因此損失了幾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從那兒之後，再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反抗。
但對於景陽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區的官僚資本集團並沒打算俯首帖耳，隻是因為明著鬥不過，才不得已暫時蟄伏起來等待時機。
要問官僚資本集團為什麼鍥而不舍的非要與皇帝和新政作對，這和反對高稅糧政策的性質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於報複，故意折磨蘇州府的民眾，而新政並不針對誰或者誰們，也沒有地區歧視。之所以造成如今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麵，純粹是因為兩個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