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田信長率領著舊部親信們暫時掌控了京都，但足利義昭逃到了平手汎秀的和泉，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這就是通常意義上所謂的“元龜之變”。
在當時看來，倘若平手汎秀第一時間調集精銳部隊，搶在遠近群雄之前速攻京都的話，僅有一堆烏合之眾作為手下的織田信長大概是難以抵擋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作為知名智將的平手刑部並沒有抓住良機出兵，而是派遣了多名使者意圖從中協調，反複嘗試未果之後，方才開始整軍備戰。
前後浪費了大半個月時間。
這就給了敵人呼朋引伴，爭取支援的絕佳機會。
以京都朝廷為大旗，幕府管領的名義，加上織田信長的往日威望，拉攏那些顧念舊情的老朋友，以及有心渾水摸魚的野心家，或者單純是看不慣足利義昭與平手汎秀的人——第三種因素很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理所當然，站在對立麵的勢力，就會團結在和泉，擁護幕府，支援平手，防止織田再度掌握中樞權力。
征夷大將軍這塊牌子的說服力從某些層麵甚至更勝過朝廷，平手汎秀的人脈比之織田信長固然不如卻也足相匹敵，不至於令對方專美。
京都與岸和田城為兩大據點，近畿之人開始劃分陣營，相互集結起來。
對付這種事情，畿內的眾人早已熟能生巧，有了一套惠而不費的辦法。
比如丹波的波多野氏，在第一時間就響應了足利義昭的號稱，派了一個親族一門眾，帶領六名武士，四十名足輕組成的“大軍”，火速趕赴和泉，進獻了黃金五兩的“巨資”（購買力約合二十貫），表示堅決支持將軍大人，與亂黨劃清界限。
緊接著是丹波的赤井，丹後的一色，大和與紀伊深山老林的堀內、宇陀，乃至伊賀、甲賀的忍者們……
這其中有的人是安安穩穩的當著土皇帝，派個人到中樞來刷一下存在感；有的名義上屬於幕府或者平手家的管轄，實則獨立性極高，象征性表達表達忠心；有的是身份比較模糊尷尬但又囊中羞澀，希望花點小錢就能洗白。
不過，足利義昭幾個月前曾派出一些親信家臣鎮撫各個混亂地帶，試圖擴大直屬領地，多少起到一定作用，所以也不是完全沒有真心擁戴將軍大人的勢力存在。
若狹守護（當然是鎮不住場子沒有實權的那種守護）武田元明在一色藤長的勸說下，親自來到和泉，為將軍大人效力。
但不知道中間出了什麼問題，他的重要家臣們，粟屋、逸見、熊穀等人，反而都選擇帶兵向京都彙合，支持織田信長。
結果是平手汎秀這一邊，隻從若狹獲得了一千兩百人，對麵反倒獲得了三千人。
越前的朝倉景健則是聽了真木島昭光的建議，宣布響應將軍大人的號召，但另一個“餘孽”朝倉景鏡的態度正好截然相反，兩個家夥就地開始火並，沒有一兵一卒能到南邊來。
南畿地區有蜷川親長在活動。他說服了盤踞甲賀的六角餘黨頭目山崎片家的戰力到和泉入夥，但緊接著到河內行動時不慎涉入當地人的衝突，莫名其妙的死了。
這倒給了一次難得機會，由平手汎秀任命的半國代官岩成友通立即獲得了趁機占據了河內全境的口實。
寺社方麵，一向宗當然是傾向於顯如上人的親家，但對於是否直接出兵則未能達成一致。天台宗、日蓮宗各自動員了少量僧兵並提供錢糧來支持信長。臨濟宗、真言宗保持了一貫不摻合武裝鬥爭的作風。
包括商人也同樣有各自的立場。如果不是有巨賈暗地支持，柴田、木下、明智等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充足的活動經費。隻是生意人比起武士和僧侶來說，行事更為講究現實主義，不會僅僅因為立場問題，就拒絕大賺一筆的好機會。
總而言之，織田信長占據京都之後，重拾了他被人遺忘已久的人脈與威望，在短短幾天之內，迅速獲得了的效忠，並且不斷以滾雪球式速度膨脹。
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準備都不充足——至少外人看來如此——的情況下，平手汎秀隻能集中兵力於和泉，然後利用手中足利義昭這張王牌去爭取更多人心。同樣有許多出於各自不同的理由聚集在他麾下。
曆史的天平，隨著砝碼逐漸落下，不斷地搖擺。
好事者開始以應仁之亂時的慣例，將兩邊分彆叫做“西軍”與“東軍”。
平手刑部坐鎮和泉，擁立將軍，方位在西，是為“西軍”。
織田彈正控製京都，掌握朝廷，方位在東，是為“東軍”。
對於某些與雙方都源遠流長的人來講，必須選擇其中一邊站隊，無疑是件非常艱難和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