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世忠也不發一言，靜待嶽飛高論，一時間房間中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過了許久，嶽飛才抬起頭來，眼中精光閃爍，似下定了決心說道：“今日之言，乃是小弟一人之見，還請將軍聽後便忘。”見韓世忠點頭，嶽飛又繼續說道：“既然將軍問及九帝，則小弟便一一來說。太祖皇帝黃袍加身，取後周而代之，一拳一腳打下大宋江山，實乃千年一出之雄才，若非唐後五代，昏庸之君數出，天下百姓齊遭大難，使我中原無人，豈有遼國、西夏等族擾我邊境之事？而太祖皇帝以一己之力，挽天下之傾頹，實乃九帝之中強權第一人也。其杯酒釋兵權之舉，收各處藩鎮於中央，大權獨攬，行政令於天下，用兵事於邊境。自唐始建中書門下，所出政令皆由皇帝與重臣相議，然太祖皇帝之功偉，眼界之廣闊，豈是尋常文人可及？及至後來，便連開國名相趙普亦被罷相，政令軍事，皆出其一人之手，文臣武將，均為其棋子也。若太祖皇帝活至如今，隻怕遼夏俱滅，何談金人？”
“可惜太祖皇帝建宋不久，便告山陵崩。太宗皇帝乃是隨其征戰多年的良將，自然也可稱一代明君，然其才情雄見卻離太祖皇帝甚遠。雖然獨斷專行似其兄，卻也不乏昏招，當初借滅漢之威，意圖興複燕雲，卻不料兵困將乏，一敗塗地。但其在位之時，強集權，改製度，使政令可行之於天下；善科舉，興文治，則生治世之能臣。乾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故太宗皇帝固有過，卻難掩其功德，可稱賢君。隻是兩次伐遼，動國之根本，又屢敗於遼，使國中聞遼喪膽，終成百年大患。”
“及至真宗皇帝即位，其治國之能不及太祖太宗，開疆之心亦不及，然其勤勉於政事，善用賢臣良將，於是有鹹平之治。其使中原經濟得以複蘇，百姓亦可安居樂業。中書門下及樞密院權柄日重，則利於國家施政，自然開明公正。然宰相樞密使勢大，反阻皇權，故真宗皇帝以異論相攪平衡朝堂。不過此舉固可使朝臣對立，難侵皇權，卻也為後世忠臣奸佞共一堂，事無所宜，皆有爭論，使得忠言難行而立根基也。後至澶淵之盟，東封西祀，國力日艱，百姓賦稅亦苦。晚年之時，更是任用“五鬼”，粉飾太平，其大過也。是故真宗皇帝勉為英悟之主。初踐位時，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洲既盟，封禪事作，祥瑞遝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矣。”
“仁宗皇帝即位後，西夏立國，天災並起，實非國之大運，然仁宗皇帝不以為意，任用賢臣，勵誌變革，方才有範仲淹、富弼之‘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改革措施，始有慶曆新政的盛況。又數度抗西夏於邊，雖最終戰敗而訂‘慶曆和議’，卻令西夏一國財用不給，使其百姓飲無茶、衣昂貴，怨聲載道，於是數十年不敢再窺宋之邊境。政事方麵，仁宗皇帝則更使大權歸於文武群臣，而立言官以限其權柄，雖為放權，但實際皇帝掌握百官之力更勝前代。縱觀仁宗皇帝一朝，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百餘年之基。故其駕崩之時，‘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便是遼道宗亦哀慟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更立其衣冠塚以托哀思。是故仁宗皇帝禦極之世。恭已無為，寬仁明聖，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實乃：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當是大宋守成第一賢君。”
“而英宗皇帝繼仁宗之盛勢，然兩宮不平，又有濮議之爭，雖有治世之賢，卻為病體所擾，終無大成。是故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英宗皇帝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疹不克大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歎至德，何其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