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共和國建立後，便對教育界進行了統一。
劉韜點點頭道：“是的，國家正在進行改革開放，教育方麵也在進行改革。鵬城的南方科技大學由香江的霍英東先生捐贈建立，施行的是‘校董治校’。重建‘西南聯大’，國家也給予巨大支持，將‘西南聯大’作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試點單位，用於探索高等教育方麵的改革。”
“教育是國家大事，不適合大麵積鋪開，免得引起教育方麵的混亂，影響國家發展，而選擇‘西南聯大’作為改革試點單位，那麼就隻是一個點，可以讓大家看清楚，有問題也不會影響全國。”劉韜介紹著，“當然，楊教授你在歐美經常走動，應該也知道，德國的‘教授治校’因為體製嚴格，在今天也出現了明顯的弊端，甚至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階段，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照搬。”
在德國，教授作為‘學術人物’的代表，其地位之高自然無需贅言。德國大學的教授普遍是終身製，直到這位教授退休了，才由其他教授繼任。
不僅如此，這些教授可以享受優厚的待遇，享受很高的社會地位，處於德國高等教育體製的頂端，甚至享有“終身製國家公務員”的地位，高校不得隨意解聘教授。教授組成高校的評議會、理事會或學術評議會，行使學校的決策權，包括學校校長的選拔都是由教授組成的這些機構來執行。
作為德國高校教學、科研的核心力量，教授的主要職責既組織教學，也包括科研活動。教授通常是德國某一學科領域唯一的講座持有者，統領整個院係的研究方向，負責籌集經費、指導博士生甚至還需要承擔聘用教學和科研人員的職責。至於大學教學、科研體係中的其他人包括講師、助教、學生、非科研人員等都必須接受教授的領導，協同完成學校各項工作。
德國這種‘教授治校’製度優點很明顯，但是也造成了很明顯的弊端。
比如，對於教授本身，由於享有‘終身製’的優勢，部分教授在享受這至高榮譽的同時，也由於缺少壓力而產生懈怠心理。雖然大部分教授都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頭銜，但在缺乏考核和淘汰機製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教授滿足於現狀，不思進取。
比如對於其他教師而言，由於教授席位數量有限，很多有才能的青年科學家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對德國的大學中，科研人員的研究工作往往會受製於教授，能夠真正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時間很晚，熬到教授一職，往往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感覺，這種製度很不利於青年學者的發展。
對於學生而言，由於大學中的教授數量很少，一般的學生很難有機會獲得教授的指導。相對於教授的數量，學生的數量很多，學生和教授數量比很高，學生能夠獲得和教授直接交流的機會不多，不利於學術生涯的發展。
楊振檸點點頭，他對於這些是接觸過的，自然知道‘教授治校’的優點和缺點。
“而且‘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並不是說團組織、黨組織就不存在了，黨領導一切這一點不能動搖，團組織、黨組織是為了確保學校和黨、國家是一致的。”劉韜強調著，“‘西南聯大’成立後，由我兼任學校黨高官，除非是大事、有必要，不然的話我不會輕易乾涉學校的運行。”
重建‘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不意味著就完全照搬，該適當調整的要適當調整，該戴緊箍咒的戴緊箍咒，關鍵時刻可以扭轉乾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