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見過知院。”
幾個農會的人大約四十來歲，畏畏縮縮過來。
農會的宗旨是互幫互助，因此選的人往往都是當地壯年有威望者。
而且入會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擁有大量田地的地主是不允許進入的，隻有二十畝土地以下的中農、貧農以及雇農參與。
剛開始趙駿是把農會當作鄉政府來看待，希望給予農會一定的治理能力，配合縣衙官府共同管理地方。
如此一來，縣衙通過農會治理基層，不再需要鄉賢和宗族，將大大削弱士紳權力。
但範仲淹卻強烈反對，認為如果基層出現一個這麼大權力的機構，很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農會的會長以權謀私，或者在鄉野欺上瞞下，稱王稱霸。
趙駿覺得有道理。
雖然他也明白，範仲淹這樣做是基於封建王朝的統治。
在鄉賢宗族製度的時代，鄉賢宗族往往站在朝廷那一邊，幫助朝廷管理和控製基層民眾。
而出現農會就不一樣了，農民組織力度加強的話，可能會讓原本一盤散沙的百姓力量做大，從而出現造反起義的情況。
這也是大宋連年多次起義朝廷被搞怕了。
不過範仲淹說的問題也不無道理，在一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農會如果成為基層權力機構的話，很容易讓他們的權力不斷膨脹。
特彆是古代百姓與縣衙的溝通較少，農會的控製力太強，很可能直接取代掉縣衙的作用，這就有點得不償失。
因此如今的農會基層權力不大，規模也一般，一個縣數萬到十餘萬百姓不等，根據鄉鎮劃分出數個農會，一個農會直接參與管理約數千至萬人左右。
他們沒有調查、執法、審問等權力，隻能配合縣衙做協助工作。
比如村莊與村莊之間有矛盾，或者生產資料分配、官府分發田地、官田的租賃、爭奪水源、村寨械鬥等等，由農會與官府進行統一協調。
這就意味著目前農會以輔助為主，趙駿突然召見，又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一時間心中有些惶恐，不明所以惴惴不安。
趙駿看到他們，並沒有生氣，畢竟這事跟他們沒什麼關係，和顏悅色地說道：“無需多禮，你們是本地農會的成員嗎？”
“是的，知院。”
為首漢子又拱拱手道：“草民是臨城乾言鄉農會會長，草民叫鄭勇，他們是農會幾個主事。”
“嗯，鄭勇，我來問你，你家有幾畝地。”
趙駿和藹問道。
“二十畝。”
“有池塘和桑田嗎？”
“有。”
鄭勇說道：“合計三十六畝，其中十八畝是租的朝廷官田。”
“哦？”
趙駿詫異道：“這麼說以前你們家也有十八畝地？”
鄭勇苦笑道：“父母走後俺與兄弟分家，大半都給了兄弟，草民家隻留了五畝，要去縣城做工才能養活，是前幾年周大官人拋售土地，趁著價低草民把積攢了二十年的積蓄拿出來，買了十三畝回來。”
宋代一畝地大概在後世0.974-0.865之間，有609平方的，也有591平方的，比漢代的一畝地多不少。
在漢代一家五口需要至少30畝地才能生存，也就是6畝養一個人。
但到了宋代大大減少。
農具、漚肥技術、水利設施、占城稻等生產資料的提升，帶動了生產力的大幅度提升，宋代平均一畝半就能養活一個人。
所以一家五口有個8畝左右田地就能吃飽飯，如果有個20畝地，那就妥妥的中農階級。
“看來你的日子是越來越有盼頭了。”
趙駿笑道。
鄭勇也笑道：“都是現在官府在四處募人修渠修田，又征收富戶的田畝，然後低價賣給俺們，若非如此，俺們哪能買得起地？平日裡遇到災年，不賣地就算不錯了。”
趙駿扭過頭看了眼黃安文，見他擦了擦額頭的汗，便笑道：“這說明縣裡的工作還是做得很到位，沒有對朝廷的政令置若罔聞。”
黃安文忙道：“朝廷要求我們多開墾土地，多修建水渠，把開墾出來和購置的田畝低價賣給百姓，這是惠及百姓的事情，下官自然要全力以赴。”
“做得很好。”
趙駿滿意地點點頭。
慶曆新政下，全國大基建，就是從地主手裡搶人，同時修水渠、建農田，把田畝搞得多多的，把地主手裡的田地價格打下來。
擊敗遼國和西夏之後，軍費大幅度下降，加上外貿收入，可以說是朝廷每年要拿出數千萬貫補貼農業。
運氣不錯的是由於小冰河時期結束，最近幾年天下都沒有發生過波及太大的天災。
即便有旱災、洪澇，也都維持在小範圍內。
另外就是蟲災，慶曆年間記載的洪澇旱災比較少，唯獨蝗災很多。
慶曆四年餘靖等人就上書過，說天下蝗災頻繁，希望趙禎能重視天意，對於朝廷的人事和政策做出調整，儘快讓天災消失，百姓恢複平靜的生活。
麵對這種情況，趙駿下令地方一旦發現蝗災，就立即組織人手撲滅，並且散播謠言，說蝗蟲並不是上天的懲罰，而是上天的饋贈，因為吃蝗蟲可以滋陰補陽、延年益壽。
要知道古代從官方到民間對蝗蟲都頗為敬畏，認為這是老天爺的使者，因此彆說撲滅，就算是看著滿天蟲災吃自己的稻穀，也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
但現在趙駿不僅打破這種傳統封建思想，還在這個思想上賦予了大眾喜聞樂見的意義，加之又是官方散播的謠言，可信度自然增加。
一時間各地蝗蟲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災害減輕了許多。
幾種因素疊加之下，大宋各地的田畝數量大大增加，又有花生、紅薯、土豆作為補充，百姓對地主手裡的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地價自然也應聲而跌。
可以說朝廷算是半買半強迫地主把手裡的土地交出來，並且對從官府手裡買地的人進行限製，極大惠及了下層百姓。
雖然不乏有貪官汙吏，聯合地主將朝廷開墾的田地中飽私囊，但這樣的人下場一般.
所以可以說現在大宋的政策就是把大量土地從地主轉移到農民手裡，完成一次不需要王朝變革，就能夠解決土地兼並的變革。
正常情況下王朝想達成這一點難如登天。
但宋朝一是本身對地主非常嚴苛，不存在什麼舉人、進士免稅一說，就難以形成明清時期那種江南士紳集團。
二是通過擊敗西夏、遼國的大勝，加上推動商品經濟和外貿發展，地主階級的重要性就進一步下降。
簡單來說就是明清時期的地主是和官員綁定在一起，因而皇帝想要推動改革應該說難如登天。
而宋朝官員和地主隻是可能有利益糾葛，卻不是完全綁定在一起，失去了官方層麵的庇護，地主階級麵對國家機器，也不過是待宰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