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報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頒布，由於朝廷給了適應期，於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禦史衙門開始進行核查。
整個核查的流程是這樣，中央朝廷那邊，每個衙門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放在本部門的檢法案。
本部門內部督查並非後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當中都設有檢法案，負責本部門的紀律、督查、以及審問，甚至還有審判和裁決的權力。
檢法案會監督本部門的人員看是否完成了任務，完成一件手裡的簿籍就劃掉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禦史台那邊進行處理。
然後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第二本放在禦史台負責這個部門的禦史手中，與本部門的檢法案進行核對。
今年開始，除了新政以外，禦史台也進行了更彆。每個部門有專門懂這方麵知識的禦史參與，如財政禦史、教育禦史、工程禦史、軍事禦史、審官禦史、屯田禦史、巡查禦史等等。
如果某個部門，比如財政部的內部考察出了問題，負責財政部的財政禦史就會將情況如實上報給政製院，政製院再給相應沒有完成任務的官員進行處罰。
至於最後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製院，以備政製院的人隨時抽查。如此形成了隨事考成的製度，一件事一考成，一個月一考成。
地方上則不同。
雖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內部糾察，卻多了外部監督。
比如一個縣的三本簿籍，一個是在本地縣衙裡，一個是在上級州府衙門，最後一個則是在地方禦史司。
一縣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彙報，向地方禦史司負責。州府衙門的工作向路府彙報，同樣也要向地方禦史司負責。路一級則是向朝廷彙報，向朝廷禦史台負責。
這就意味著路一級基本上是與地方禦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監督，互相協作，對下級的州、縣等部門進行審核，最後再統一向朝廷那邊彙報。
但核查速度肯定沒那麼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禦史層層調查、層層上報，來回車馬，再在當地實地考察，至少也得一個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後再把結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邊對官員的政績考察結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後六月份的報告又上來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邊區域以及運河沿線都還算好的，像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江西、四川、陝西、甘肅、山西這樣離河南遠的，能一個月送到都算是不錯了。
不過範仲淹也考慮到了這一點，路一級的官員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視官員去核查，而偏遠路的下級州府、縣府，路一級的衙門與禦史司可以自行處理。
比如說廣西路邕州，也就是後世的南寧市，離開封府兩千公裡，正常情況下除非是八百裡加急，否則普通公文輸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這一來一回那不扯淡嗎？
所以本地縣一級的事務，路一級的安撫司、轉運司、刑獄司、常平司、禦史司就能做決斷。實在決斷不了才會上報，然後再把幾個月的事情彙總，過一段時間報一次。
而且這五監司都有向政製院彙報的權力，地方上還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級同樣有鎮撫所，鎮撫使也負責督查、監督等事務。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禦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變成了貪官汙吏。否則正常情況下，一路的高級官員是能夠做到互相監督，對下級部門進行嚴厲考察，不至於因交通問題出現什麼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慶曆新政就已經初現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個部門的內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結果，第一批被處置的官員達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貪官汙吏，趙駿查貪腐的漏網之魚。
這些人怎麼落網的呢？
很簡單。
對賬目就是了。
公款虧空，如何填賬？
要麼造假賬，要麼想辦法補上。
及時補上來興許能瞞天過海，可造假賬就難了。
因為以前的官員人浮於事，一來對貪汙司空見慣，二來懶得落實政策，一件事情的跟進和了解幾近於無。
考成法下，禦史和各衙署的糾察人員就得刨根問底，比如你這賬目裡哪些不對勁，購買了哪些東西，為什麼沒看到，錢都去哪了，一查保準能查出問題來。
結果就是大量貪官汙吏落馬，這還隻是貪官，吏員就更多了。當時全國的吏員數量在五十萬以上，宋真宗曾經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萬餘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門的吏員數量能達到三四萬，不搞貪汙受賄的怕是沒幾個。
除了開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較清廉的以外，其餘五十多個部門，就沒查出幾個乾淨的吏員。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這一下查出四百多貪官汙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員就更誇張，有問題的怕是好幾萬人。
其餘三百多個有問題的官員隻是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最多也就是罰俸或者記處分，嚴重一點也就是降職。
而這些貪官汙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時間朝堂上都炸開了鍋。
不是震驚於開封府下居然藏汙納垢有那麼多貪官汙吏，而是震驚於波及範圍那麼大，這可如何是好。
於是百官們紛紛上書，請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簡單。
這四百多名貪官先不論，數萬吏員可就是個大問題。
一旦把這些人處理掉，朝廷不僅要停擺，恐怕整個汴梁都要引起巨大範圍的騷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員罷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詔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垢，亂挪瓦礫”。
也就是說，景祐三年，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
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五百多個吏員先集體跑到呂夷簡、王曾等宰相府去鬨事，然後又跑到禦史中丞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
隻是裁撤五百人就鬨得夠嗆了，更彆說現在數萬人。
不過好在範仲淹和趙駿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規實施，規定汴梁的吏員將成為公職人員，享受中等禁軍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貫，月俸約二點五貫。
這個工資談不上高，因為當時民間雇工價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間，碼頭當搬運工人一天能賺二三百文，一個月下來都能掙四五貫錢。
但吏員也有其它福利，如補貼、津職、餐補等等，換算下來一個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貫，養活一家老小不是問題。
範仲淹宣布以前他們沒有工資，沒有收入來源，被迫索賄納賄，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規定後，若再有向百姓索賄要賄，各衙門吃拿卡要著，一律問罪。
朝廷這次核查，在新法規出來之前的免罪，新法規出來之後還繼續搞事者，一律開除公籍，罪行嚴重者甚至要下獄問罪。
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數萬吏員，縮減到了五月份新法規出來後，依舊犯事的幾千名吏員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