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道：“略微有些了解。”
弗洛伊德已經快80歲了，但他的心理學研究從未停止，這些年的研究對象，已經從個人轉向宗教、社會、文化和曆史方麵。比如《一種幻想的未來》，就是從心理學角度來探討宗教，認為宗教是一種幻想，是人類必須擺脫的一種強迫性神經病階段。又比如《文明及其不滿》，主要闡述文明與本能的聯係與對立。
弗洛伊德說：“周，我讀過你和湯因比的《曆史研究》係列論文，你們是從哲學角度分析闡述人類文明。而我試圖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它，文明是服務於愛欲的過程，愛欲的目標是把人類個體、家庭、種族、民族和國家結合成一個大的統一體，一個人類的統一體，這就是人類的本來麵目。它源於生存的本能，人類生的本能推動了文明和社會的形成。”
羅曼羅蘭道：“我很讚同這個觀點，人類的欲望推動者社會和文明發展，但有時候欲望也會帶來毀滅和退步。”
“比如戰爭。”愛因斯坦說。
弗洛伊德道：“戰爭也源於本能。人類有兩大本能，一個是生存本能，一個是死亡本能。死亡本能賦予人類以進攻性和毀滅性，文明的進步就是一種鬥爭，是愛神與死神之間的鬥爭，也是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之間的鬥爭。”
周赫煊皺眉說：“但我覺得，以前的殖民戰爭，20年前的歐洲大戰，以及現在日本侵略中國，都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掠奪。這種掠奪是在爭搶利益空間，也是生存本能在驅使，跟死亡本能沒有多大關係。”
“不不不，”弗洛伊德連連搖頭，“死亡本能的表現有內外兩種，對內表現為消極、自我放逐、自我懲戒、自虐甚至是自殺行為，而對外則表現為破壞與攻擊。戰爭可以算是死亡本能向外發展的終極體現，其中雖然也包含著生存本能因素，但不管有多少理性主義動機，其中的毀滅欲望都占據最大分量。”
周赫煊問道：“那如果一個愛國者，為了保衛國家、保護文化、保護家庭和親人，自發地踏上戰場呢？他的行為也是死亡本能在驅使嗎？”
“你說的這個情況很複雜，”弗洛伊德道，“愛國者在踏上戰場前，他的動機源於愛的本能，也就是生存本能，這是一種扼製戰爭的行為。但當他踏上戰場以後，一切愛的本能都會被忽略，變成由死亡本能來主導。你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應該有善惡的道德觀念，要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待。本能就是本能，是人類最原始的欲望，它不應該有善惡之分。隻不過，愛的本能帶來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而死亡本能帶來的影響則主要是消極的。”
羅曼羅蘭問：“那如果從心理學角度來分析，要如何製止和避免戰爭呢？”
“理性與道德，”弗洛伊德說，“人和動物都有本能，而人除了擁有本能之外，還有自我和超我意識。自我意識是後天形成的，它給人帶來理性，讓人懂得趨吉避險。而超我意識更是讓人擁有倫理道德，比如周所說的愛國者，這就是一種超我在主導行動。想要避免和終止戰爭，需要用理性來認識戰爭的可怕，需要用道德來壓製死亡本能帶來的毀滅欲望。最可取的辦法，就是用理性與道德來製定一套規則，讓所有國家和人類都去遵守，不敢輕易破壞這種規則而發動戰爭。”
周赫煊感覺好有道理，居然無言以對。
弗洛伊德又說：“其實不僅是戰爭，人類文明社會也是如此。社會充斥著人的非理性，每個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會，並且慢慢被約束和改造，被倫理、道德、風俗所束縛。人影響社會，社會又影響人，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隻有少數意誌堅強的人能夠超脫出來，並對社會造成良性的影響。人類天生的進攻本能，導致個體反對全體，或者全體反對個體的敵意。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生出毀滅世界的念頭，而被道德倫理約束後，這種毀滅世界的念頭就會對內轉為消極自毀。這種進攻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它是和愛的本能共存的，一起享有著對世界的統治權。向前發展的社會文明，就是愛的本能與良好的道德倫理，所帶來的積極影響；而倒退衰落的社會文明，則是死亡本能與壞的道德倫理，帶來的消極的影響。無論是人，還是文明、社會與國家，都需要保持一種微妙的愛的本能與死亡本能的平衡。”
“我明白了，修身與治國之道，就是學會運用這種平衡。”周赫煊茅塞頓開，感覺受益匪淺。